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到了鲁迅开始了范式的转换。鲁迅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改造别人首先得改造自己。他常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8]他对国民性弱点的认识与批判，是从自己的实际体验出发的，是在“煮自己的肉”[19]，作历史的中间物，以期使国人“在进化的链子上”实现新旧蜕变。他认识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为的就是使下一代“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0]鲁迅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中自觉将自己置于国民性改造客体的第一人。
    正是为了鲁迅的探索，建国后，作为一生都非常崇敬鲁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接过了鲁迅的这一思想火花。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全面的阐发：“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6]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继续他的思路：不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人人需要改造；“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6]此后，他又多次讲过自己有许多不足，需要学习之类的话，并多次强调：“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21]较之于鲁迅在黑暗中苦苦摸索解剖自己向夜空呐喊的孤立无助，毛泽东所处的独特地位使他有可能在认识到自身需要改造后将之付诸广大范围的实施。
    毛泽东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作无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家人，对身边的人，推而广之，对全国人民，都要求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人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6]。国民性改造主体自觉将自己放在改造客体的位置上，通过自我教育改造实现国民性的现代转换目标，这是建国后国民性改造客体范式的第一层转换。
    国民性改造客体范式的第二层转换包括对客体认识的具体化程度及深刻度。在鲁迅之前，启蒙思想家们对于改造客体的认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的一种宏观认识。这种从民族精神的整体观照的角度来探讨国民性的方式的优点在于，能直接给人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总体印象；并可从整个民族都已堕落至如此地步这样一种严重状况的强调来唤起国人特别的注意。确实，他们将一种或多种国民劣性的表现斥为全民族的共性，灭种亡国的悲惨前途在很大程度惊醒了一些迷惑着的国民。但是，这种宏观分析也就免不了以偏概全的粗疏。比如，梁启超就曾经把虚伪、狡诈、懒惰、圆滑等笼统地说成是民族性格的特点，然而，他同时又称道劳动人民中普遍存在着诸如刻苦耐劳、诚实正直、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如此一来，颇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嫌。其实，前者只是普遍存在于统治阶级身上的劣根性，并非普遍存在于整个民族。
    这种情况到鲁迅开始改变，鲁迅在他的国民性批判著作中，将客体进行了基本的划分，而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农民。他分别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上的种种劣性，并分别开了药方。但很明显，鲁迅的划分与批判并不完全。
    建国后，毛泽东则是按照阶级划分方法，细致地划分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并针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指出其阶级劣性。比如他说农民“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22]，“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22]；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批评工人运动中“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3]；知识分子的崇美心理与民族奴性，等等。在如此分阶级厘清各自的阶级劣性以外，毛泽东也从整体上对民族精神的缺陷进行了剖析。可以说，建国后以对国民性改造客体认识的具体与深刻程度为特征的第二层次的转换也已基本完成。
    四、建国后的国民性改造：一个亟待展开的课题
    历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建国后实现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思想发展的逻辑使这种转换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以往国民性改造的经验教训作为历史文化营养在新时期仍应吸收，它涉及到如何有效转换与吸收的具体问题。对具体问题的妥当解决又是保证正确方向的唯一途径。对于建国后国民性改造范式的历史反思，应秉承这一思路才是建设性的，不苛求历史的。
    对于建国后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主体地位的缺失，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无疑有着很大的局限，但知识分子本身也难辞其咎。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在内都有一种“原罪感与自卑感，以至由此产生的依附感”[23]，它使得在原则立场上坚持了鲁迅精神的胡风在面对被批判时也“绝不声辩”，对法院审判“不请辩护人自己也不辩护，事后我也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我不上诉是从相信党的立场出发的”[24]。关于这点，在1986年1月15日胡风的追悼会上，贾植芳作为一个曾经的“胡风分子”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25]。在那三十年中，又岂止是胡风，面对批判时又有几个不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问题，真心诚意地接受批判和改造呢？作家巴金过后曾反思“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的高高兴兴”，“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26]。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事与愿违的结局？除开知识分子本身的奴性以外，另一原因恐怕就是当思想与权力相结合，该思想又被权力拥有者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时，就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话语霸权”，它使人们对于真理的理解仅限于此一思想而不会出现对该思想的叛逆性的怀疑与挑战。于是便产生了巴金所谓的“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隶”。对历史的阐释还不能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