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卫生会议上作了很好的总结，“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今天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边区科学家可贵的地方。”“边区的科学家是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注：《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3页。）
    4.科学大众化运动
    边区科技人员在进行科研的同时，也开展科学普及，让边区的人民都能了解科学、应用科学。毛泽东特别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并亲自在干部和部队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1942年1月15日， 聂荣臻在“目前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强调，“我们的具体工作，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学常识教育。”（注：《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1页。 ）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号召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识字班、读书班。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二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徐特立、温济泽经常担负巡回演讲工作。
    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可以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借此机会，在延安举办“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的科普讲座，发表“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的文章，并组织实际观察工作，用科学知识来教育广大群众，破除群众中当时流行的“天狗吃太阳”的迷信传说。研究会还在《解放日报》上开辟《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以及《自然界》、《农业知识》等专栏。中宣部、中央文委、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大量科普读物，仅1942-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等科普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78200册。边区政府还先后举办工业、农业、 自然科学等展览会，以此向边区人民宣传科学知识。仅1944年举办的延安卫生展览会就吸引一万多群众参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共的科技政策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时中共的科技活动是中共科技事业的出发点，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战时期中共的科技政策对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也有许多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