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在远东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曾在雅尔塔会议时作为美国代表团译员的查尔斯·波伦于1953年在美国参议院意见听证会上说：“事实上，那个协定［指雅尔塔协定］在谈判中是被罗斯福总统当作军事问题的，……总统告诉斯退丁纽斯先生说，这不是与国务院直接有关的问题，而是主要是同战争行动有关的问题……”。（14）
    如果把雅尔塔协定只缩小为单纯的军事需要，只是“同战争行动有关的问题”，实际上是掩盖了这个协定的政治意图和实质。
    不错，协定明文载明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当时日本虽末日将临，还在负隅顽抗，美军正在进攻马尼拉，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血战即将展开，越是接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越激烈，据此，美军参谋长们曾预计，在德国投降后，还得要十八个月才能击败日本。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将军都认为进攻日本本土会是一场拚死的硬仗，“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美军伤亡可能超过一百万人。（15）因此，美国在军事上还有求于苏联。会议前夕，美国三军参谋长在1945年1月23 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就提出：“俄国按照它的进攻能力尽早参战，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16）不能否认，罗斯福到雅尔塔去的目的之一是争取苏联尽速参加远东作战。
    可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罗斯福到雅尔塔的更主要的目的是安排战后世界。当时的战局急转直下，苏军已经在强渡奥得河，即将对柏林展开最后一击，在远东麦克阿瑟的美军也在进攻马尼拉。所以，罗斯福在雅尔塔一见到斯大林就开了一个玩笑，说他乘“昆西号”巡洋舰前来时，曾就俄国人能否在美军解放马尼拉之前打到柏林，与人几次打赌。（17）总之，战争已接近尾声。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政治问题就突出起来，如何处理战后德国和欧洲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罗斯福还急于和苏联达成关于联合国组织问题的协议；在远东事务上取得和苏联彻底的谅解，“以寻求出一种美国、英国与苏联可以和平相处的方式”。麦克尼尔把美国在雅尔塔会议的目标归结为两个：“第一，为了保证迅速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第二，美国人希望能解决欧洲和远东未来战略问题。……”（18）
    当时在雅尔塔会议时，由于大敌还未最后打倒，虽然同盟国中已经暴露了他们之间由于政治制度、参战目的不同而产生出来的矛盾和分歧，但仍然力求取得互相谅解以保持战时同盟的融洽关系，不象后来在波茨坦会议时所显露出来的那样尖锐的对立和矛盾。但是当时已经清楚显现出，在表面上维护战后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平与民主的良好愿望掩盖下，同盟各国各自都在按照新的实力对比，为本国争得尽量多的利益。
    任何安排战后世界的规划都是以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依据的。由于美国在战争中极大地增强了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美国当权者预计到在战后欧洲削弱而美国空前强大的前景，早在战争初期，国务卿赫尔在负责草拟战后规划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上就说过：“甚至当还是一个中立国的时侯，我们就确信在最终的和平会议上，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最强大的交战国之一，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能够对任何维护国际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施加强大的影响，”（19）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战后企图通过国际组织称霸世界的野心。这是一战后威尔逊曾经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罗斯福对于战后世界的设想，是依靠少数大国的警察力量来维持战后的世界秩序。开始时他仍然认为“华盛顿和伦敦在战后世界中将主宰一切”。（20）那么国际的主要警察力量就是英美。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大英帝国在战争中债台高筑，实力锐减，战争末期“事实上，英国已把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和威力挥霍殆尽”，在国际事务上也只能充当追随美国的二等角色。相反，苏联作为战胜纳粹德国的主力，已经成为强大的军事强国。这种情况，使任何战后国际组织的安排和计划，都不能无视苏联的意向。早在1942年8月魁北克会议时，霍普金斯随身带了一份题为《俄国的地位》的文件（这是从“一份很高级的美国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出来的）其中就指出：“俄国在欧洲的战后地位将是一种占优势的地位。德国战败之后，欧洲将没有力量可与它的巨大军事力量相抗衡。……因为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必须取得一切援助，而且每一步努力也都必须是为了同它搞好关系。同样，由于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支配欧洲，这就更加有必要发展和保持同俄国的最友好关系。最后，美国在对俄国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的进行。有了俄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一个盟国，这场战争将比没有俄国参加而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少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来结束。要是太平洋战争在进行时而俄国方面的态度不甚友好或消极的话，那么困难将大为增加，而且作战行动也可能遭到失败”。（21）这份文件虽然写于1942年，但是随着1943年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起点的整个战局的转折，随着1944年苏军越出国境挺进东欧和巴尔干，苏联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巨大了，争取苏联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更加必要。所以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警察力量也添加了苏联和中国。并且还预示了战后美苏两个大国对峙的前景。1943年11月底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谈了他对战后国际组织，特别是关于“四警察”的设想以探询苏联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意向。他和他的助手们都认为，为了取得苏联的合作和谅解，“某种妥协将是不可避免的”。（22）而且：“重要的是，要在战争尚在进行的期间，争取同苏联达成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协议”。（23）这些对于理解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联所作的“妥协”是很重要的，这是对双方实力均衡的承认。
    应该说，罗斯福的战后设想虽然以“四大国”之间的继续合作为基础，但是它的前提是美国对这些国际组织的控制和保持其优势地位。除了英美的特殊关系以及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之外，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也是美国所能依靠的“忠实伙伴”，这样就会对苏联保持三比一的优势。
    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打算，是在战胜日本之后，扶植一个友好的顺从的中国，保持在这个地区的霸权。远东事务最好是不让苏联插手，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利用种种办法来限制它的行动。这是罗斯福前往雅尔塔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远东未来的战略取得和苏联彻底的谅解。
    远东战略是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签订雅尔塔协定的政治意图，首先是着眼于美国战后世界的总战略。
    1944年当苏军迅速挺进东欧和巴尔干时，丘吉尔如坐针毡，担心“共产党人会像蝗虫一样席卷欧洲”，千方百计想阻止苏军进入东欧。10月他又急急忙忙赶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搞了一个“百分比协定”，划分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满意地认为他已经“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规定了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24）当苏军在东欧的前进已势不可挡时，美国觉得无能为力，于是宁可在西方作些让步，以换取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对它的支持。
    在远东，当时也存在一个如何限制俄国人的军事行动问题。早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开会后，斯大林就要美国国务卿赫尔转告罗斯福，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亲自向罗斯福肯定这个承诺。哈里曼说他从来不怀疑斯大林所说的这些话，他说：“实际上，我深信，希特勒一旦被打败之后，即使我们想不要他参加，我们也是办不到的”（25）哈里曼是看清苏联不会放过在远东可以分享胜利成果捞取他们利益的机会。但是，苏联参加远东战争，虽是美国的要求和愿望，但同时，却又带来了新的疑虑：究竟俄国人会走多远？会引起哪些政治后果？1944年11月10日，哈里曼告诉罗斯福，斯大林准备挥师南下，直指张家口、北京以分割在中国和满洲的日军时，罗斯福就表露了这个担心，说：“如果俄国人也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26）过几天，他们两人再次谈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哈里曼又提出这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他说：“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和满洲，我认为他们会支持所谓的共产党领导，而对委员长提出的条件会严厉得多。这样我们就要面对一种结局，不可能圆满的局势”。（27）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更加严重的可能性。那就是如后来哈里曼在1951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那种情况，“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正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
    与其难以避免这种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不如来个顺水推舟，以退为进，以主动的“让步”来换取和苏联达成协议，“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化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28）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尤其是最后这一点，如果以此而使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共产党，就可以藉此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对战后可能涌现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将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从长远来说，中国之倒向美国一边而不是倒向苏联，将直接影响到战后远东的力量对比，是美国能否实现其远东未来战略的关键。
    而且所有这些，美国并没有什么损失，它所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只不过用别人（中国）的主权达成这场一本万利的交易而已。
    这才是美国签订雅尔塔协定的真实意图。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军事上，而在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在于当时军事上作出这种“让步”是否必要，而在于它是出于美国在远东长远利益的要求。
    美国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评论这件事时，虽然没有把上述美国的意图及其全部所获包括进去，但是他还是认为罗斯福做了一笔好交易。他说：“为了衡量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否作了一次好交易，必须记住这一事实：红军已经占领东欧的绝大部分，处于可跟西方抗衡的地位-倘若斯大林要这么干的话。至于满洲，一俟日军崩溃，俄国人肯定会取得一切--也就是比罗斯福让与的更多……看来，只能公平地说，在雅尔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无非是承认（而且就波兰来说，只是部分承认）既成的军事力量的平衡”。（29）
    应该说，雅尔塔的“妥协”，既是美苏间暂时力量均衡的产物，也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