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美国政府一贯的手法一样，罗斯福也吸取了威尔逊政治手腕中某些可取之处，给他的对华政策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在国际上，为中国力争“大国”地位。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竭力说服苏、英两国，坚决把中国列为“四国宣言”（即“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之一；在随后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又使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接受中国这种大国地位，把中国列入未来国际组织中的“四警察”之一，和苏、英、美一起并排于“四强”之列。
    在中国国内方面，也力图造成中国的“大国”形象。促使英国一起主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许诺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等。1943年底美国国会还废除了过去排斥华人的移民法，给华人一定限额的移民指标，以此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这种友好的姿态，曾经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对美国“民主”的幻想。不可讳言，这种做法对中国有好处，在久受压迫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受尽歧视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心里，曾经激发了对美国友好的真诚感情。但是这种做法，也只是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去考虑，美国需要在战后的远东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而且应该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大国”，能够胜任在东方抗衡俄国，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阻止共产主义发展，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责任。其出发点是战时和战后美国远东战略的需要。这才是“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实质。
    实现这个政策的前提，是在中国扶植一个和美国友好的、听命于美国的政府，而蒋介石已经向美国屡表忠诚，1943年2月，宋美龄到美活动， 其意图就是争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且再三要美国人相信，“中国将在和平会议上和美国站一道”。（38）1943年11月26日，开罗会议后，宋美龄又代表蒋介石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告别信。其中写道：“委员长希望我再次告诉你，他对于你和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感谢……同时希望你会把他看作是你的可以信赖的朋友”，（39）罗斯福也深信，“他能指望中国作为美国的友人和支持者”，他预见到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在和俄国可能的冲突中可以得到中国的支持，因而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中国由于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将会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这一边”。（40）可见罗斯福所考虑已经不只是战时形势的需要，而是着眼于战后的未来，他希望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在未来可能的国际冲突中能支持美国，站在西方的一边，依靠蒋介石，制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
    但是，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官员发现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不稳，这就直接动摇了美国实现它的整个远东战略目标的基础。这种不稳主要来自内部，它贪污腐化，反动无能，对日本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失尽民心；其次才是外部因素，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发回国内的大量报告，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在1944年6 月谢伟思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在解体”，它“失去领导”，“不能有效地抗战”，“因为如果不能主要地信赖人民，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抗战就成为不可能的了”。（41）在1944年11月台维斯所写的报告中指出，抗战以来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差不多是几何级数地进行着”。“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42）这种观点虽不为美国决策人所接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罗斯福本人对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满意的，他曾支持史迪威关于要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的要求；支持驻华外交人员关于改组国民党，容纳各党各派的民主力量，使中国“民主化”等建议，但是对蒋已经扶植多年，不能弃之，在衡量利害得失之后，还是决定支持蒋介石，在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加深时，宁可于1944年10月调回史迪威，另派魏德迈和赫尔利来华，因为支持史迪威就意味着“失去”蒋介石，“甚至还可能失去了中国”。（43）
    但是，更使美国惶惶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背后可能有苏联的支持。如果苏联插手中国事务，就会潜伏着战后和苏联争夺中国以至于整个远东的隐患。早在1943年，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就不断提醒美国国务院注意这一点。1943年6月24日， 谢伟思在其另一份报告中指出：“若是蒋介石要消灭共党，我们将发觉自己不只纠缠在中国内战之中，并且也将被卷入与苏联的冲突之中”。（44）为了避免这一点， 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在开罗以及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力促中苏能缔结友好条约，以排除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美驻苏大使哈里曼为此多次试探苏联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他在1943年11月23日给罗斯福写了一份题为《就委员长深切关注苏联政府对其政权的态度和苏联支持中共的意向一事报告所作的评论》，其中写道：“在莫斯科，有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政府〈1 〉在战后时期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承认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委员长才能达到；……”。（45）然而， 蒋介石对此仍然疑虑重重，他在1944年3月17日写信给罗斯福，叙述从二月份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自各地集中于陕北，意在夺取西安。然后说：“如果苏联和中共之间事前没有达成某些谅解的话，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不大可能敢于采取这样的行动的”。（46）以后，在1944年6月、8月，哈里曼以及随后奉命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来华的赫尔利都曾经在莫斯科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这方面的保证。斯大林不但同意“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而且认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47）这使美国大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