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省自治运动高涨之时，是省自治运动高潮的表现和产物，也是1922年特殊的政治局势所催发的结果。它的发起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工商、银行、教育、农会等职业团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一些政客甚至假借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也厕身其间。由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结果，联省运动最终屈服于北洋军阀武力统一之下。
    一
    所谓联省运动，就是联合各自治省建立联邦制政权的政治运动。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联省运动的政治理念就是将中央集权式的单一国家结构改造为联邦制的复合国家结构。自清末以来，联邦制一直是联邦论者追求的理想国家结构模式。由于中国以行省为地方政权的最高建制，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联邦论者将联邦制一般称为联省制。
    按照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一般构想，联省应该以省自治为基础。他们设想，先在各省实行自决自治，打倒地方军阀，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通过制定联省宪法，划定中央与地方权限，铲除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重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所以，自1920年至1923年，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积极从事各省自治运动，直到1922年，联省运动才开始实际运作起来。
    但是，省自治运动进行了两年，直到1922年还没有一省真正实现自治，多数宣布自治的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少数颁布了省宪的省如湖南、浙江均为地方军阀所操纵、控制。既然没有省自治，为什么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还要发起联省运动呢？
    联省运动的产生与1922年的政治形势和政局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1922年，不少省份已进入省宪制定阶段，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参政热情迅速高涨。省自治运动已形成了很大声势，似乎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从而推动了联省运动的开展。
    从1920年至1922年，几乎所有省份已发起了自治运动，不少省份已正式宣布决定自治，有的省已完成了筹备、制宪、审查程序。湖南在1922年1月1日颁布了省宪，浙江在1922年1月议定红、黄、白三种省宪草案，广东省宪通过了审查，四川省宪筹备处正在向省民征求省宪草案。尽管这些活动都是各省地方军阀玩弄的政治骗局，但是这些表演的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出轰轰烈烈的政治假象，这就唤起了耽于幻想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政治热情，以至于自治声浪风行一时，乃至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自治运动也渐形高涨。自治潮流还波及海外，对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如1922年2月21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大会，群议通电国内，“促进联省自治，成立联省政府”[1]。这就为联省运动造成了有利形势。本来，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在省自治与联省先后顺序问题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各省一律自治者，有主张不必要求每省一律自治，只要求“将未行自治诸省与已行自治诸省，同归于联省制之下”者[2]（P22）。在部分人士看来，空前高涨的自治声浪似乎为联省运动奠定了基础，于是，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了联省运动。
    其次，1922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看来，这一政局变化为联省运动提供了契机。
    1922年春，北方爆发了直奉战争，5月，奉系战败。直奉战争是袁世凯死后继1920年直皖战争以来北洋军阀内部的第二次军事斗争和大分裂。6月，南方则发生了陈炯明的军事叛乱，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这一格局的变化将中国空前分散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一次出现了1920年已经出现过的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分裂态势。它显然为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借武人分裂之良机，为地方自治之运动”[3]再造了良机。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有关联邦问题的争论中，联邦论者就对清廷解体、各省独立的格局进行过反省与检讨，他们认为，那种格局本有建立联邦制的有利条件，可惜的是，辛亥革命未能因势利导，因利趁便，建造一个联邦国家。1920年当北方直皖战争爆发、南方护法军政府解体同时产生时，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全面动摇了对中央统一式道路（无论武力统一还是护法统一）的信仰，认为中央统一式道路愈统愈分，根本不可能统一中国。他们几乎众口一词，主张实行分治的统一，即各省独立自治，然后联省为联邦制国家。在他们看来，1922年政局几乎就是1920年政局的再现。因此，对1922年政局的认识显然强化了他们以前的心理--倒不如趁中央失控的机会，制定国宪，建立联省政府。于是，联省运动勃然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