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2年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组织了两次联省活动：
    第一是国是会议的制宪。国是会议发轫于1921年10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它的发端，是在“直接民权”观念支配下“国民自决”的产物。在发起之初，《上海总商会月报》上刊登的《国是与国是会议》一文鲜明地表明了商、教两界的政治立场，该文说：“今日之国是会议，非国民之请愿机关，乃国民谋国家根本建设之机关也。”反映出，他们已意识到，今后再不能“作摇尾乞怜之态，重蹈旧日请愿之覆辙”，而应“勇往以建设新政府为自身最终之目的”[4]。这种独立的主人翁姿态，显然是五四以来资产阶级觉醒的表现。后来，联席会议又加入各省省议会、省农会、省银行公会、省律师公会等团体，定名为八团体国是会议。
    1922年5月，国是会议正式开幕。此时，全国掀起联省自治的第二次高潮。有鉴于此，6月下旬，山东省农会代表提议延聘通儒，联合草议国宪，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随即专门组织国宪草议委员会，聘请了鼓吹联省自治的名流章太炎、张君劢、张东荪、蔡元培等七人与会，并公推张君劢起草宪法。8月15日张君劢拟成宪法草案甲、乙两种，经委员会讨论通过。
    两种草案的第一条都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将联邦制的原则贯穿在所拟国宪之中。
    宪法甫经草成，国是会议便通电全国，征求国人意见。电文开门见山地说：“自临时约法以制宪之权赋予国会，铸成大错，使国民欲自决而无由”，表明国是会议抛开国会自行制定国宪是国民自决自治的正义行为。电文强烈谴责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批判了“天坛宪法草案”的集权精神，阐述了联省自治的合理性。电文还指明了宪法草案“既亦杜野心家之专欲，亦以防割据者之借名”[5]的双重目的，实际上也抨击了地方军阀的假自治。这个通电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各职业团体的政治态度。
    国是会议在发出通电的同时，一面聘请章太炎、张君劢分别演讲“天坛宪法草案”之劣点和国宪草案之要点，一面委人携带草案奔赴各地，分头散发。
    电文发出不久，各地法团、公团赞成国宪草案的函电接踵而至，商界的举动尤其积极。上海总商会不仅代邀各团体前往该会，聆听章太炎、张君劢演说，而且专门组织研究宪法草案委员会。各地商会如江苏通崇海泰总商会等纷纷来电赞同宪法草案，并在电文中附有许多建议，体现出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
    但是，赤手空拳的资产阶级职业团体和部分鼓吹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究抵御不住北洋军阀咄咄逼人的武力。就在此时，各省自治已渐入穷途，地方军阀仍稳如泰山，联省的根基没有确立下来。直系战胜奉系后，气焰更加嚣张，8月高唱恢复法统，密锣紧鼓地张罗旧国会制宪。对此，国是会议一筹莫展，无法扭转乾坤，只得将国民自决下产生的国宪草案拱手送交直系卵翼下的旧国会，以备它制宪时参考。结果，联省自治渐渐与武力统一合流。
    第二是联省自治促进会的发起。该会发起于1922年7月，由章太炎、曹亚伯、褚辅成、蒋作宾等名流策划。其中，章太炎、褚辅成是热衷于联省自治的人物，在省自治运动中也十分活跃。该会联络部分民八议员和部分西南各省实力派代表，旨在“先将西南各省团结一致，由各省派出代表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以谋政治问题、事实问题之解决。”[6]与国是会议相比，其构成成份较为复杂，是部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与部分政客、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该会的目标已偏离联省自治理论的原则，具有浓厚的攻守同盟的色彩。说明这些发起者在他们构想的省自治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凭藉西南实力派，同直系作最后的挣扎。结果，四川战火正旺，无法派出代表；民八议员又纷纷北上，去国会中争正统；滞留在沪的部分代表意见纷纭，众口难调：“有主张否认约法及国会者，有主张承认现状，但具有改造精神者。”争论结果，“决定对于国会所定宪法，希望容纳联省自治的精神，倘与联治精神相背，则无论所定宪法如何，决不承认。”[7]语气不可谓不凌厉，可色厉内荏之态与无可奈何之情却灼然可见。该会筹备了一个月之久，还未正式成立便寿终正寝了。这是联治与统一合流的又一表现。
    至此，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从离异请愿的自决自治的立场重新回归到请愿的立场上来。此时，有的干脆不谈自决自治而只要求旧国会制定一部联邦宪法了，如1922年8月12日成立的国宪修正请愿团。该团体由北京各专门学校教职员组成，其机构组织成员几乎是清一流的学者，而且几乎都曾留学国外。该团体仅“以请愿国会制成完善宪法为宗旨”，要求宪法贯彻“联省民主”、“女子参政”、“信教自由”、“教育独立”、“劳工保护”五项方针[2]（P74）。
    要求旧国会制定联邦宪法也成为商界1922年夏到1923年春的惟一主张。国是会议闭会后，全国商联移往汉口，于11月1日至12月初召开第四届大会。大会除讨论商务外，曾通电全国，一律催促国会制宪。商联会闭会后，上海总商会也曾于12月中旬通电提出裁兵、理财、制宪三主张，并要求国会“迅速制定适合国情之宪法”[8]，不再提国民自决自治了。软弱的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付请愿者的模样。
    可直系军阀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变本加厉，竟贿赂议员，非法选举总统，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希望统统付诸东流。而非法的“猪仔议员”竟也以国是会议所拟宪法草案为蓝本，制定了一部联邦制宪法，表演了民国宪政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场闹剧。这部宪法是联省自治的最大成果，但联省自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军阀武人终于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梦幻。从此后，省自治运动与联省运动渐渐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