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一波三折的直接动因
    （一）农业三次波折的直接动因
    “文革”期间农业发生三次波折，除上述分析指出的在农村推行一系列在实际上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工业偏斜运行这些深层次和根本的动因外，每次波折又有一些具体的直接动因。
    1.1968年的农业波折。
    1968年农业发生波折，直接动因是受“文革”冲击，农业生产和农业工作秩序被扰乱。当1966年秋季“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到一些地区的农村时，为了防止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规定红卫兵等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对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从而保障了当年秋收、秋种、秋购工作的完成，使农业获得了好收成。但到年底情况急转直下，12月15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把原来的“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部署的规定，改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并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这个文件下达后，导致原来还比较安定的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急剧动荡起来，陷入混乱局面，打乱了农业发展的部署。为此，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说：今天找你们来谈，就是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农业生产季节性强，过了季节就完了，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同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3月7日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但是，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主要负责人夺了中共昔阳县委的权，3月5日《人民日报》宣传了这一行动，这对在全国农村鼓动造反和制造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上至国务院农口部门机关，下至公社、大队和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以及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和高、中等学校，都层层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单位被“造反派”夺了权，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被揪斗，或“靠边站”，许多农业专家、教授和技术骨干被扣上“臭老九”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横遭批判和打击迫害，许多机构陷入瘫痪状态。总之，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挑起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1967年下半年开始，在农村一些地区相继出现武斗，整个农业战线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状态；加上由于受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影响，使调整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些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执行中受干扰甚至被取消，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1967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仅增长1.5%；196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5%，粮食减产4%，棉花持平，糖料减产18.1%，这是“文革”期间的第一次波折。
    2.1972年的农业波折。
    这年农业只是小波折，其直接动因就是遭受了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全年总受灾面积6.08亿亩，其中旱灾4.6亿亩。在长期工业偏斜运行致使农业基础地位受削弱、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的情况下，因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作物受到严重危害，粮食较上年减产3.9%，棉花减产7%，农业总产值减少1%。
    3.1976至1977年的农业波折。
    这次连续两年的农业波折，其直接动因是起于1975年底刮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许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再次泛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许多破坏生产建设的谬论。谁抓生产，他们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被攻击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些地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等“左”倾错误又有抬头。粉粹“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但这些“左”倾错误仍继续蔓延，加上“洋跃进”中工农业发展关系严重失衡，1977年与1976年比，工业增长14.6%，而农业是负增长，为负0.4%。
    （二）1970至1975年农业缓慢增长的原因
    农业能在这几年有缓慢增长，其直接原因就是在极其复杂和艰难困苦的政治环境中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和造成的损失。
    1968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基层政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1969年2、3月，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1970年1、2月，国务院召开中断多年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1970年8月下旬至10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这对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地区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的错误做法起了抑制作用。这次会议还明确强调农业学大寨要学大寨的精神，重申了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概括的三句话，即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指出决不能照抄照搬大寨一些具体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经验，以期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这次会议还讨论形成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以推动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的发展。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各地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着手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主要有：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禁止“一平二调”；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小包工制度；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刹住没收自留地之风；采取措施鼓励社员的家庭养猪，等等，使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