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央还通过经济政策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197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购价格，以促进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对纠正一些地区“购过头粮”的错误，鼓励农民增产粮食起了积极作用。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一系列纠“左”和鼓励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针对“四五”计划初期由于重工业、“大三线”建设的基本建设过大，1971年国民经济中出现全国职工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总额突破800亿斤的“三个突破”，农业投入低，而1972年又遭受较大旱灾而减产，工农关系失衡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从1972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发了全国人民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信心。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整顿工作，强调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对阻挠抓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行为进行了斗争。同时继续纠“左”，如1975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强调指出现阶段坚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正确方针，“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
    这一时期极左思潮仍不断干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如要求继续狠抓所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一些省、地、县、领导部门继续派遣工作队，到某些“重点社队”帮助开展所谓“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和“农业学大寨”运动；1974年下半年宣传“小靳庄”等等；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以钱为纲”、“以副伤农”、“重副轻农”、“重钱轻粮”、“重个人轻集体”、“副业单干”、“工分挂帅”等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和冲击，中国的农用工业生产出现了下降的局面，1974年全国化肥生产量由上年的459.2万吨减少为422.2万吨，下降8.1%，化肥施用量随之从上一年的511.1万吨减少为485.8万吨，下降5%；农药生产量从45.6万吨减少为37.1万吨，下降18.6%。这些都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总之，1969至1975年期间，尽管极左思潮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严重干扰，但由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左”倾错误的纠正，邓小平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强调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社队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左”倾错误用各种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抵制，他们力所能及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因地制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从而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使农业呈缓慢增长。1975年与196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26.2%，年均递增3.4%。
    研究“文革”时期农业的波动和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高速发展，不能不注意的是“文革”期间农田基本建设、化肥工业、农机化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首先，这一时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强调搞农田基本建设。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其背景条件就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财力有限，要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毛泽东于1964年5月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当议论到建设四、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有同志提出要建设到16亿亩基础上时，他指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大寨是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先进典型，而农业学大寨又是毛泽东号召的，周恩来、李先念等藉此强调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搞农田基本建设，从而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1965年的49582万亩增加到1976年的67472万亩，增长36%。其次，在地方小化肥厂生产技术逐渐过关的同时，1972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引进国外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至52万吨尿素的大型现代化设备，并于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化肥生产量由1966年的240.9万吨（折纯）增加到1976年的620.75万吨（折纯），增长1.58倍。第三，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下，各地在发展“五小”工业上兴办农机制造或修配厂，全国农机总动力由1965年的109.9亿瓦增加到1976年的863亿瓦，增长6.85倍。当然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农业机械化目标没有如期实现，而在1980年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一目标。第四，这一时期农业科技人员忍辱负重，以不同形式坚持科研，取得三系杂交稻育种技术成功等一些重大成果。这些都是70年代初中期农业能够呈缓慢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长期受挫，农业生产力水平没能发挥出来，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至1984年间农业获得年均递增7.7%的高速发展得到另一印证。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农业之所以发生一波三折这样的大波折，主要是由于“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所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纠“左”和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才有70年代初期农业的缓慢增长。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