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外交委员会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它是九一八事变后，由蒋介石提议成立的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其成员由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和外交耆宿组成。外委会活动始于1931年9月30日，迄于1932年1月2日。可以说，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对日政策皆出于此委员会。本文就其荦荦大者，作初步述论。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9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从南昌返回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对日方略。蒋介石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讨论了军事、政治和外交问题。关于外交，决定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相关。（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81页。）九一八事变后，人民不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宣战，并要求撤换外交部长王正廷。9月28日，愤怒的游行学生打伤王正廷。王正廷因而辞职。30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议，以原政治会议外交组加入数人，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每日开会，讨论外交问题。（注：原外交组成员有胡汉民、王宠惠、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王树翰、张群、朱培德、刘尚清、贺耀祖等12人。召集人为王正廷、宋子文。其中胡汉民避居上海，不愿出席，王宠惠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法官，王正廷辞职休养，王树翰、刘尚清时在北平协助张学良，张群为上海市长，难以分身，能经常出席会议者只有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朱培德等人。因此，蒋介石提出加入新人。新加入的有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邵力子、邵元冲、陈布雷。后来陆续加入的有颜惠庆、陈绍宽、刘哲、罗文干、顾维钧、杨树庄、程天放、熊式辉、朱兆莘、何应钦等。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他说：“现在外交部长已辞职，政治会议对于外交更应注意，所以要组织委员会，以谋应付。”（注：中央政治会议第二九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以下简称《文献》），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外委会遂于当日正式产生，并举行第一次会议。
    外委会开会之时，中国参加国联会议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根据国内训示，已于9月21日，正式向国联申述，提出请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保障和平义务）所赋予的权力，立采步骤，防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日本代表芳泽表示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事变政策，关东军已开始撤兵至南满路区域，并反对国联介入，希望中日直接交涉。在连续会议之后，国联于30日作出日本撤兵的决议。因此，特种外交委员会初期的工作主要是谋划如何依靠国联，达成日本撤兵。关于依靠国联，外委会在开会之初认为：“盖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则知日本对于国联，亦甚顾忌也。”（注：《蒋介石致张学良副司令告以对日交涉方针案》，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91页。此电是在10月6日由外委会讨论提出，以蒋介石名义发出，见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纪录，1931年10月6日。《文献》，第25页。）可见，外委会依靠国联的原因，一方面是判断国联有可能制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内部分裂，军事力量远逊日本，无力抵抗，为减少日本的压迫，也只好把依靠国联作为解决问题之唯一途径。当时，国际上还有一支与中国东北和日本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国际力量--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许多方面提出与苏复交。为此，外委会第一次会议就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外委会委员普遍认为：“应积极作与欧美联络之工作……并以对俄复交之空气促其与我接近”，“运用此次自然之空气为策略（与俄复交），而仍以联络英美为目的。”甚至有的委员担心“对俄接近是否失去英美之同情”，会“引起日本之恐怖”等，提出“因日本之压迫而遽然变更既定外交方针实有从长讨论之必要”，对苏外交，“可进行但不必立即实行”。（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文献》，第5-8页。）宋子文在其后对美外交官的接触中就以中国有可能倒向苏联一边的暗示，催促美国对中日冲突立即采取明确的立场。宋子文说，中国人现在普遍表现出对苏联的友好感情，他本人和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担忧；当然，为了抵抗日本，中国或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或者依靠苏联政府。（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年第3卷，华盛顿1964年版，第104,105页。转引自吴景平《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1931-1933年）》，《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2期，第58页。）
    外委会不主张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固然有中苏刚刚断交，难以迅速转变政策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多的考虑了意识形态问题。（注：外委会委员邵元冲在日记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因据驻俄莫代表来电谓，苏俄极盼与我从速复交。众意复交固未始不可，然必附相当条件，如不能为共产党宣传等。”见1931年9月30日《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但无论如何，中苏关系未能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之际得到迅速调整，影响了在外交上对苏联这一重要国际力量的运用，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国民政府只是在依靠国联的方针失败后，对苏外交政策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