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国联之目的，始终在尽力削除日本上项计划之实施与成功，英法皆同……但各国重要政策，因计划皆未完成，故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现在国联努力已将用尽，但即使因日本武力政策之猛进，而国联陷于困境，亦决不致因此而倒。
    判断美国态度，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而对日本作有力抵制之可能……据此，外委会提出处理时局的方针：
    此时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惜，惟必须筹画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致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对于天津之事件，必须以力保省政府完全之地位，一以巩固人民对政府之信任，一以使各国知中国政府保持国权之决心。（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30日。《文献》，第169页，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73,374页。）
    外委会对日本之侵略目的、国联及美国对日本之态度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所提之当前外交策略亦为得当。不过，从外交上看，外委会依靠国联以迫使日本撤兵的一系列外交谋划，至此已走到尽头。
    但是，中国当时军事上的困难并不比外交上的困难少。当时的军事情况，如外委会12月8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紧急情势时，朱培德发言所谈到的那样：“锦州军队不应撤退，固属不成问题。惟据军事专家推测，前方一经接触，至多恐不过维持一星期左右。而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12月8日。《文献》，第173页。）即张学良难以锦州一隅抵抗暴日蓄意之侵略，而国民党中央也没有下定最后抵抗之决心。这样，虽然外委会反复劝告、国民政府也发出命令，请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在锦州前线却没有形成对日本侵略的有力抵抗。锦州于1932年1月2日迅速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沦亡。外委会谋划之军事抵抗也最终落空。
    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却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国弱，更需外交上的纵横捭阉，联合与国，利用敌方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弥补己方实力上的不足。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殚精竭虑，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外交的成功既取决于外交工作本身的艺术、经验和努力，更需要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恐慌之中，又对日本侵略的严重后果缺乏深刻认识，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而中国更是因种种原因，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样，外委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获得成功的条件，种种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