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意在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不到两个星期，这场危机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蒋介石安然无恙回到南京。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历史事件，它的最终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事变中或参与解决事变的当事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周恩来，对于他们，已有相当多的著述涉及。拙文论述的是另一位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即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W.H.Donald,1875-1946）。笔者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一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南京收到了提出八点主张的西安通电。端纳与孔祥熙、宋美龄等恰在上海，也得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但旋因西安与外界一切通讯联系中断，无法确知具体情况，宋美龄似无所适从，并担心蒋介石被杀。“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为赤色恐怖世界。”（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76页。）端纳为稳定宋美龄的情绪，赶到她的宅邸，说：“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前者或许是他对宋美龄的安慰之辞，后者则是他对张学良的深切了解和信任所致。不久前，他与张学良在南京有过一次长谈。张向他流露了不愿打内战，而愿枪口对外，实行抗日的思想情绪，同时一再申述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因此，他深信张学良决不会加害于蒋介石，只是，端纳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深夜，端纳随宋美龄、孔祥熙坐火车返回南京，13日晨抵达时，南京国民政府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国民党领导集团，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略占上风，宣布撤消张学良的一切职务，并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强调“政府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 17,1936.）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端纳等人则反对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在西安局势进一步明朗化后再作定夺。宋美龄与何应钦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认为探明事变真相，营救蒋介石脱险才是当务之急，她指出“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端纳站在宋美龄一边，也力阻“讨伐派”采取强硬手段，他对何说：“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进攻西安。”
    但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死是活，不得而知。南京谣诼汹汹，“讨伐派”更是推波助澜，说蒋介石已经被杀，西安古城插遍红旗，张杨通电全国的八点主张，诚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翻版而已。宋美龄、端纳等则坚信蒋介石还活着，端纳就当着何应钦的面说：“你说委员长已经死了，我说他还活着”。（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实际上，双方均凭主观猜测，根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在此情况下，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立即探明事变真相和蒋氏生死，实为当务之急，不容稍缓。既然西安与外界通迅联系中断，那么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派人飞赴西安，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否则难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当然风险之大，任务之重，也是不言而喻的。宋美龄考虑再三，请求端纳担此重任，亲赴西安一行。在她的坚持下，端纳赴西安期间，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暂停三天。
    端纳的确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在华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身份，使他足以担此重任。1903年，他以记者身份来华采访，最先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密约。后投身政界，以给具有不同政治信念、不同政治目标的实权人物充当顾问而出名。在他旅居中国的近40年中，曾先后投奔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身边，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人称“中国第一顾问”、“最显赫的客卿”，并以为人刚正直率，富有政治远见著称，而且熟悉中国政治魔术的种种玩法。1934年后，他一直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
    在任蒋介石顾问之前，他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张氏更为接近，超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之上，蒋介石始终以“宾友”视之，张学良则尊他为老师。总之，他是一个既为张氏所高度信任，亦为蒋氏所高度信任的双重合适人选；同时，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出身平民的澳大利亚人，无任何外国政府的背景，可说无党无派，不偏不倚，他所说的话易为蒋张双方所接受，也易为南京方面所接受，诚如埃德加·斯诺所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国人，就可信了。”（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7页。）
    端纳与宋美龄的关系，亦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前后，他与宋美龄之父宋耀如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结成异国知音，关系十分密切。宋美龄尊他为父辈，对他的才识推崇备至，端纳入幕蒋氏，亦是宋美龄力荐的结果。他不仅为蒋介石效力，亦为宋美龄工作。
    端纳接受宋美龄的委托，慨然表示“义不容辞”，立即西行。为防止“讨伐派”的阻挠，于13日中午秘密至机场飞离南京。端纳随身带有宋美龄致蒋介石和张学良函各一件。与他同行的还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因端纳不通中文，由黄兼任翻译。临行前，黄曾留给家里一封遗书，以示有去无回之决心。孔祥熙给黄仁霖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一定要看见蒋委员长。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注：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但他一到西安后，就被扣作人质，无法完成孔祥熙交给他的任务，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得以重返南京。
    离京前，端纳和宋美龄通过新架设的电台，致电张学良，告诉他端纳拟来西安，请“不要袭击他的座机”，并盼其即复。张学良得悉后，对端纳前来表示欢迎，答称：“君能来此一视，甚佳。”（注：《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但不知何故此电未及时传至端纳，亦未让宋美龄见到。
    傍晚时分，端纳飞至洛阳。由于未得到张的复电，不敢迳飞西安，尽管洛阳距西安尚剩一个半小时航程。晚上，西安方面依然杳无音讯。端纳打电话给宋美龄，说不管张学良有无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不计后果耳。
    至14日晨，端纳准备冒险出发之际，宋美龄忽来电话，告诉他已收到张之复电，欢迎他入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