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端纳的斡旋活动卓有成效，取得重大进展，已如上述。其中他本人对这场危机抱有积极态度与和平信念，对张学良、宋美龄等人皆有很大影响，亦是他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
    端纳到西安后，明确表示了他对事变的看法，即尽早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张杨的八点主张，认为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是导致事变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反对“扣蒋”，认为应当确保蒋的生命安全，并尽快“释蒋”，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不利于抗战大局。
    端纳亦是最早考虑到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人士之一，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强烈执著的信念，影响着宋美龄等人。16日晨，端纳在洛阳与宋美龄通话时，正是南京讨伐派主战喧嚣最烈的时候，宋美龄估计进攻西安的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飞返南京，但端纳却说：“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92页。）所谓其他办法，就是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事变的办法。
    但是，端纳对杨虎城的看法颇为错误，认为杨是释蒋的最大阻力，“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22,1936.）实际上，他对杨虎城的想法并不真正了解。在释蒋问题上，杨只是持有比张学良更慎重、老练的想法，反对轻易放蒋，这是他积几十年政治斗争之经验，并且对蒋介石的为人有着透彻的了解所致。如果说，端纳在蒋张两人之间“袒护”张是无稽之谈的话，那么他在蒋杨两人之间“袒护”蒋倒是千真万确的。释放蒋介石的最大障碍，在于蒋介石本人，而不是杨虎城。
    中共代表团和宋氏兄妹的相继到来，使端纳从第一调解人的角色隐退。但是，他后来仍数度登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2月17日，应张学良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事变的进程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共方面高瞻远瞩，气度恢宏，经过与张杨的深谈，终于达成共识：只要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放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战领袖。这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
    19日，端纳接到宋美龄的来电，告知宋子文将赴西安谈判。次日，“力排群议”的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达西安，同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都进行了交谈，得知西安内部的情形、蒋介石的安全状况，特别是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心中颇感欣慰，于21日匆匆返回南京。
    宋子文抵达西安这一天，端纳启程返京。应该说，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半途中，由于飞机出现故障，曾迫降在冰天雪地的黄河岸边，宿了一夜，于21日才飞达南京。
    端纳、宋子文先后从西安归来，给宋美龄带来了事变的真实而具体的情况。宋美龄听后，认为和平解决事变已到关键时刻，前途是光明的，但亦可能出现形势逆转，因此，她实有亲赴西安之必要，“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92页。）
    12月22日，端纳不顾劳累，又陪宋美龄同机飞赴西安。同行者还有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在飞机上，端纳提醒宋美龄“同少帅谈话时应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要伤了感情。”（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并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宋美龄因恐遭不测，将一把小手枪偷偷塞给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宋美龄），万勿迟疑。”端纳唯有好言劝慰而已。
    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很快同蒋介石相见，并且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她对张说，目前事已至此，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为此她愿意见任何人，即使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也可以代为相见。在宋到达西安之前，“蒋介石一直拒绝会见任何共产党人。”也就是说，从17日到22日之间，周恩来与蒋介石没有见过面。
    端纳赞同宋美龄直接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想法。在宋美龄向端纳征求是否与周恩来见面的意见时，他不仅干脆利索地表示支持，而且要求尽早安排。他知道，不迈开这一步，事情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就他个人的印象来说，他极其钦佩周恩来的为人。
    当晚，宋美龄与周恩来见面，长达两小时，周意气风发，侃侃而谈，他那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干练风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23日，西安、南京和中共方面代表举行正式会谈，讨论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在此基础上，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各方达到了初步协议。
    至此，打开最后僵局，释放蒋介石已是势所必然。但是，在什么条件下放蒋，尤其在是否要蒋签字保证的问题上，西安内部尚有不同意见。一批少壮派军官大声疾呼，反对在毫无保证的情况下轻易放蒋，甚至有杀蒋之图谋。但蒋介石不同意签字保证，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步执行谈判协议。
    24日和25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并与各方多次协商，商讨最后解决办法。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各方终于就释放蒋问题又朝前走了一大步，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在一份保证文件上签字，端纳作为一名“见证人”也在文件上签了字。（注：The New York Tirnes,January8,1937.）在这份保证文件中，蒋介石同意：（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事后，端纳曾高度评价周恩来在事变中的作用。他说：“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委员长从绑架中解救出来。”（注：The New York Tirnes,February28,1945.）
    12月25日，圣诞节，一早醒来的蒋介石收到了端纳送的圣诞礼物，两根高尔夫球棒。蒋不禁笑了，这是他被扣以后第一次。他在被扣期间，哭过一次，笑过一次，有趣的是两次都在端纳面前。就在这天下午三时许，张学良匆匆陪同蒋氏夫妇、端纳、宋子文等人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四
    端纳因斡旋西安事变有功，国民政府颁授给他最高宝石勋章。蒋介石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更加信任和尊敬他。端纳的名声，远播海内外，“这位以前的记者，如今已使自己成为国际新闻界追逐采访的对象了。”（注："The Quest For W.H.Donald（1875-1946）",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REVIEW Vol.12,No 1,pp.23-29.）。在他的故国澳大利亚，有人建议应当选举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同胞当总理。这位“中国第一顾问”名震一时。
    但对端纳来说，西安事变仿佛是他人生历程的分水岭，到达巅峰之后，接着就要走下坡路了。事变的结局，令他感到愤怒和失望，加上其他诸多因素，导致他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并最终导致他三年后不辞而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公然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后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变为终身幽禁。此后漫漫岁月，张学良未能获得人生自由。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给端纳以极大的打击。在西安时，端纳是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签字的“见证人”，也听到蒋介石答应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的诺言，对“领袖的人格”毫不怀疑，如今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信义可言！他作为一个“见证人”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如此，他为了促成张学良放蒋，曾与宋子文一道，以人格担保张到南京后的人身安全。不用说，这是寄托在对蒋介石“人格”信任的基础上的，现在蒋不讲“人格”，端纳要讲“人格”也不可能。
    这一大挫，使端纳深感蒋介石的无情无义，不值留恋，亦愧悔莫及，对张学良有一种负罪感。他曾再三向蒋说项，希望能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遭拒绝。他曾去奉化雪窦山探望过张学良，张很少在山上请人吃饭，这回破例与端纳同进西餐，亦唯有相对叹息而已。此后数年间，端纳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常常抱怨自己“伤害了汉卿”，身心显得憔悴，不复当年。他也数次向蒋提出辞呈，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注：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但为蒋介石一再挽留，亦为宋氏兄妹一再劝阻。不过离去之心既萌，历久而弥坚。
    此时，正值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战前，蒋介石极为崇尚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并为谋求德国军援，非常乐意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德国也投桃报李，派出大量军事顾问来华。但端纳认为，德国正加紧扩军备战，积极争取“寻觅盟友”，终是欧洲战争的策源地；而且一旦中日开战，德国必将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同军力雄劲的日本结盟。因此，端纳多次建议蒋介石断绝同德国的密切关系，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两人为此还发生严重争执。
    在此情况下，有人攻击端纳反德，系受英国政府指使，是“英国间谍”，端纳这回却未得到蒋介石的理解与支持，蒋反而“对此却不予批驳”。对于端纳来说，这种指责是莫大的污辱。（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又完全倒向英美一边。总之，对不代表任何一国政府的私人顾问端纳不再重视，逐渐冷淡。他的作用，更多的在于帮助宋美龄工作。这当然夹杂着在捉放张学良问题上的严重矛盾，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在用人上的实用功利主义。
    在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败和没落面前，一些高官显要不思奋发，反而大发国难财，这使端纳痛心疾首，进而心灰意懒，失去继续为蒋介石工作的积极性。他向蒋介石反映这些腐败现象，但遭到冷冰冰的搪塞。国民政府撤退到陪都重庆后，年逾花甲的端纳因不适应此间的气候，大病一场，一度去香港疗养。他在致中国经济学家刘大钧的一封信中说：“我太疲劳了，难以着手新的工作。我一直长期不停地工作，从不贪图享受，而且常常抱病工作。”（注：端纳致刘大钧函（1939年5月25日）。英文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
    刘大钧时任军委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端纳为顾问，该所专司研究战时国民经济运作。抗战爆发后，端纳名为顾问，实为蒋介石的派出代表，直接负责该所的行政工作。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份顾问的工作变得相当繁重，简直不堪负担。后由于经费问题，该所数度面临解散的境地。
    1940年5月，端纳不辞而别，去了香港，后又远赴南太平洋群岛游历，从此一去不返。他的神秘出走，曾在当时引起种种猜测，几成谜案，只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少数人，才略知个中原委。后来蒋氏夫妇多次打电话给他，请他重返中国，结果均未成行。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投入白人集中营，但幸未暴露身份，直至二战后期被美军救出。1946年3月，由宋美龄安排专机，将端纳接回上海。同年11月端纳因患肺癌逝世。在他的墓碑上，刻有“威廉·享利·端纳，蒋主席介石之顾问与朋友”字样。
    端纳口述有回忆录《中国的端纳》，由美国记者泽勒整理成书，1948年在美国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端纳尽管在捉放张学良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严重矛盾，最终愤然出走，但他对释蒋内幕一直守口如瓶。该回忆录被看作是披露民国政坛秘闻的“奇书”，记述他从1903年来华做采访记者，直至1946年重返中国的传奇经历，但全书前详后略，至西安事变时竟嘎然而止，有关事变的内容语焉不详，很明显看出口述者不想披露其中的隐情。整理者出于无奈，从蒋氏夫妇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抄袭了大部分内容，“移花接木”的痕迹十分清晰。原因何在？蒋氏夫妇后来否认他们在任何文件上签过字，即使宋氏兄妹作为代表也没有，端纳作为一名“见证人”，“或许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有关事变的内幕”，（注：[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但一改以往好揭隐秘的习惯，闭口不提，显然，这是端纳与蒋介石、宋美龄有着某种默契，或者说迫于某种压力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他不愿使蒋介石难堪，不愿对仍在囚禁中的张学良不利。
    端纳的名字，始终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杰出表现，确实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亦是他在华近40年人生历程的一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