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2月14日，端纳抵达西安，他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位进入西安的调解人。旋即，端纳进行了紧张的了解摸底和斡旋活动，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和西安方面的真实意图。端纳到西安后，先会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他们一再表明，此次事变实出于抗日救国的诚意，目的就在于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夹杂其中，更谈不上杀蒋。亦无中共或共产国际的幕后参与。这使端纳感到宽慰。他认为，西安的局势虽然极其复杂，但不是无可挽回的，而是大有周旋之余地，如果南京方面处置得当，释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以后，他处处以此为基准点，向各方调解斡旋，收效甚大，为和平解决事变铺平了道路。
    其次，缓和了蒋介石恐惧而狂躁的心理，促成了蒋与张杨的对话接触。端纳会晤张杨两将军，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意图后，即去关押蒋介石的新城大楼见他。当时，蒋情绪异常：拒绝进食；因在跳墙逃跑时筋骨受伤，整天躺在床上；不愿见任何人，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不愿搬离条件很差的新城大楼，生怕出去后遭到不测；对张杨更是厉声呵责，怒目相向。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还写下“遗嘱”托他转交宋美龄，这样，西安方面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之状，既不能杀，亦不能放，形成僵局。
    《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曾给报纸发回报道，引用端纳的话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中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注：The New York Tirnes,December 17,1936.）
    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会见了蒋介石。蒋氏没有想到，第一个从南京飞来探望他的人，竟是他的外国私人顾问，不禁深受感动，情绪亦有所稳定，事后记道：“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28页。）
    宋美龄托端纳转交蒋介石一函，要蒋保重，焦急和关怀之情跃然纸上，信末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句，暗示讨伐派的别有用心。蒋介石见信后，哭了。端纳又向蒋介绍了南京方面的情况，使他感到南京的情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且他的生命亦时处危险之中，毫无保障。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挑战和危险不是来自西安，而是来自南京的讨伐派。这点对蒋的触动甚大，头脑清醒不少。
    同时，端纳将他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表示张杨的八点主张是有道理的，他们发动“兵谏”的目的，在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委员长能领导他们抗战，那还是当之无愧的国家领袖。又希望蒋介石耐心倾听“西安人民的意见，以估价他们有何可取之处”，而“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最后，他劝说蒋介石不要对张杨等人采取“暴躁”和“妄自尊大”的态度，这对解决危机没有任何好处。（注：（美）E·泽勒：《中国的端纳》，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334,349页。）
    蒋介石见到端纳后，其恐惧和狂躁心理大为缓和，变得理智起来，开始愿意与张杨对话。即以“迁居”来说，原来关押他的新城大楼系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条件较差，环境不好。张学良几次三番请蒋迁至金家巷的高公馆，那里有暖气设备，花园草地，离张公馆不远，更便于来往谈话，但蒋介石因心理阴影，横竖不肯搬出，声称死也死在这里。邵力子也几次来劝，同样无效。端纳到后，受张学良委托，委婉劝说蒋介石迁居，蒋才“不忍拂之”，移居高宅，端纳即与他同住一处。此事虽小，意义不同于一般，反映蒋介石心态的微妙变化。邵力子后来不解地说：“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怪疑，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注：张希贤等：《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第三，沟通了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向外间传递出了准确可靠的消息，从而稳定了局势，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内战。端纳抵达西安的当天夜晚，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并代邀宋美龄或孔祥熙入陕谈判。宋美龄惊喜若狂，因系第一次获得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事后，宋称端纳来电，实为“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之主张未误，”（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80-81页。）亦即坚定了她和平解决事变、营救乃夫出险的信心。
    翌日（15日）下午，端纳飞赴洛阳，通过长途电话同宋美龄交谈，更加具体地介绍了“西安之真相”，及最新之进展，并再次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她或孔祥熙入陕的愿望。是晚，宋美龄告诉端纳，孔祥熙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改派宋子文或顾祝同来西安。16日晨，“乘端纳未启程前，复与通话一次”，将南京方面讨伐派的举动告诉他。
    尽管端纳传递出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西安的局势也有所缓和，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仍准备军事“讨伐”，不想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在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三项决议：（一）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二）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讨伐；（三）推选于右任赴陕西宣慰西北军民。宋美龄除力阻外，只得通过端纳加紧斡旋，并请其转告蒋介石下停战令。
    考虑到讨伐派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随时可能爆发，若端纳重返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宋美龄劝他三思，可迳返南京。但端纳拒绝了她的好意，因他来洛阳时，与张学良约定，一俟通话完毕，即重返西安，不能言而无信；何况事情刚刚才有起色，不能半途而废。当日，他冒着风雪飞返西安，继续他的斡旋活动。
    蒋介石听完端纳的汇报后，考虑再三，写了一封致何应钦的手令，下令停战三天。这样，讨伐派不得不有所收敛，双方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为进一步的和解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端纳不仅向南京传递西安方面的可靠消息，亦多次约见记者，澄清外间的谣诼，大意是“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因此，只要处置得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而南京的某些人士不惜以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处理西安危机，实属不智。这些言论经中外传媒相继报道，起到了很大的澄清作用。
    端纳的西安之行，始终遭到了南京讨伐派的阻挠和中伤，甚至仇视。
    早在13日端纳飞西安时，是秘密去南京机场的，“因为有迹象表明，何应钦可能不让他起飞”。何应钦再三提出，端纳的斡旋活动应以不违反或妨碍政府的政策为准，实际上是限制端纳的作用。当端纳第一次致电宋美龄，传出蒋介石平安无恙，张学良邀请孔、宋赴陕谈判的消息后，南京政府中许多人“不愿轻予置信”，认为是端纳有意捏造，目的在于诱使孔、宋赴西安加以拘禁，扣作人质，“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宋美龄却对此来电深信不疑，“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存萃学社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之九”，第84页。）
    讨伐派还认为，端纳的言论明显袒护张学良，甚至猜测他已为张所控制。因他对外多方宣传，此次事变系张杨二将军出于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和平解决的大门始终敞开，双方应避免冲突，以造福中国人民。
    即使事变和平解决后，讨伐派仍对他耿耿于怀，指责他“出卖”了中国，是“卑鄙的”张学良的同伙，要求将他武装驱逐出中国。端纳坦然表示：如果有人把他驱逐出去，他决不会介意。但此事遭到蒋氏夫妇的干涉，散布这一澜言的人，不得不向端纳道歉。
    端纳面对讨伐派的攻击，毫不为之所动，一如既往，斡旋活动获得重大进展，亦显示其坚强的意志和可贵的个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