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在中国拥有相当影响、历史悠久的教门、帮会势力乘势迅猛发展，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三大股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利用与控制的对象。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势力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本文选取苏鲁皖的会道门为主要研究对象，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有关策略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演变、主要影响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期得出某些历史启示。
    一
    教门、帮会团体是封建落后社会之必然产物，最初成立大都是由于群众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朴素的反抗组织。江苏、山东、安徽紧密相连，均为人口大省，封建势力素来极为雄厚。近代以来，这一地区是农民起义的多发之地，并屡次遭到外敌入侵，此后又长期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时常处于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正常生活时常遭到冲击，命运极为悲惨。这便给教门、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因此，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种类很多，分布极为普遍。仅以山东为例，就有150余种[1]，此外，山东境内还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的宗教团体，如孔教、道教、理教、佛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山东教门、帮会的势力也极为强大：有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应该说，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这一地区的教门、帮会势力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有些教门、帮会在城市中也有着巨大影响，如九宫道、中央道、一贯道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苏、鲁、皖三省连接华北与华中，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屏障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之重要省区，加上拥有丰富的人口、物产资源，因此，在日军整个侵华战争计划中，夺取这一地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1937年10月初，日本侵华军华北方面军在山东德县附近集结，并占领恩县、平原，遂将战火引入山东境内，至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完全沦为日军后方。此后，江苏、安徽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许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教门、帮会等封建迷信团体，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迅速地活跃起来。随之，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据统计，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2]巢南（指巢湖以南的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五县边界的广大地区）几乎村村有会堂、家家有会员。每户人家十七八岁以上，甚至十三四岁以上的男性都参加了大刀会[3]。
    日本侵略者已充分认识到教门、帮会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教门、帮会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教门、帮会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造教门、帮会，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教门、帮会，把旧有的教门、帮会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侵占山东的日本特务机关花大力气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青帮）、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教门、帮会，如将红万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教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教门、帮会更多，如青洪帮、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教门、帮会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教门、帮会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报家防匪”的口号，组织抗日武装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4]。
    （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教门、帮会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三）在国统区或抗日根据地，则利用教门、帮会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次利用国、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5]。
    此外，中国共产党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教门、帮会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抗战初期将争取教门、帮会作为发动民众运动的主要工作[6]，此后，对教门、帮会对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群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群众，则予以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群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7]。1942年1月，中共山东党组织明令取缔教门、帮会组织[8]，1943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教门、帮会活动[9]。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教门、帮会问题已对国民党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反共与抗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国民党所用，成为国民党能否“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实现“抗战建国”[10]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