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教门、帮会还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世界红万字会镇江分会员张沈运松以会长名义攻击蒋介石，“对于人类大敌蒋介石设若再不加以驱逐惩诛，则我教行负救济全人类之大使命，将何以保存……”[33]。一些会道门武装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冬，山东五莲夏家庄的铁板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34]1942年贵州同善社在黔东发动暴乱；1943年，闽东又发生反蒋叛乱；1944年，福建罗源同善社提出“既要打倒国民党，也要反对共产党”，自己要“打天下当皇帝”的政治目标……[35]
    教门、帮会日益暴露出来的破坏性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有关教门、帮会对策。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蒋介石的指示对教门、帮会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党政军机关公职人员不宜参加帮会，如已参加者，限期退出。2.帮会不宜采取硬性取缔，以防滋生乱萌。”1940年，国民党动员委员会制定摧毁迷信神权办法五条，严禁公职人员参加邪教并将提倡者加以严重处罚[36]。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帮会问题应付原则三点》，对中统所提出的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一）帮会力量广及各地，深入各阶层，本党对之固应注意，惟以其中品类不齐，且系社会重大病态，为严守本党革命立场计，务须处置郑重，不宜与之发生直接关系，助长其声势反致多所流弊，影响本党声誉。（二）自后本党对帮会问题，可推定少数熟谙其中情形之同志负责，随时以个人资格与之周旋，并配合特务机构督导其活动，以免荡检逾闲之虑。（三）各地帮会组织其以呈准备案者，暂时不予置理，设法使之不作公开活动，并由社会部负责严加督导，其未备之者律妥为劝阻，如发生困难问题，可即由少数负责同志妥为调处。”1942年春，蒋介石亲自核定了《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严禁党员、团员、政府官吏及国营企事业机关员司、军警和教职员学生参加帮会组织，同时，对帮会分子的行为作了具体规定。
    可以看出，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教门、帮会制定的对策主要着眼于，禁止公职人员加入帮会，并试图规范教门、帮会行为，因势利导，将之纳入施控范围。不过，国民党这种针对教门、帮会的对策实际收效甚微。为维护长远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态度渐趋强硬。1942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布：“帮会或帮会分子与否一律依法办理，决不稍事姑息，……多方督导，审慎取缔，本党同志则严禁开门受徒，以免招摇生事。”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一些省区如贵州、四川已采取取缔教门、帮会的对策。1942年，吴鼎昌下令取缔精忠社，并以“妨碍抗战，被民先队利用，谋为不轨”的名义逮捕了本地和外地的青洪帮首领20余人。蒋介石在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下令，对各地哥老会“亟应重申禁令以遏乱萌”，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执行[37]。
    当然，国民党取缔教门、帮会主要限于国统区，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依然采取利用、控制的策略。
    四
    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策略并未达到抗日、反共、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极不成功的：
    首先，教门、帮会的破坏性、落后性直接损害了抗日救亡大业。在战争期间，教门、帮会利用国民党有关部门的袒护、纵容，欺行霸市、榨压平民、抢劫财物，甚至谋财害命、毁尸灭迹，犯下了滔天罪恶如，青洪帮头目马祥生以抗日旗号专门抢劫海运帆船[38]；贩运鸦片、走私枪支，有的会道门甚至凭意气而投降日军，如1939年5月青洪帮头目、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因与他人相互倾轧失宠于戴笠在苏南地区率部5万多人投降日伪[39]，严重扰乱了抗战正常的社会、政治、军事秩序；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逮捕、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刺探共产党情报、制造摩擦，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对此，国民党有关人士曾痛切地指出：“八一三之后，我政府联络流氓，欲以抗日，结果失败。实为流氓见利动心，人格扫地，不可信用之铁证，……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得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工作。”[40]应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统治黑暗、民怨沸腾与此都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积极反共的目的也未达到。抗战期间，共产党成功地收编、改造了皖中、皖南等地的大刀会，华北、华中各省大多数的哥老会、红枪会等教门、帮会组织，如被人称为“新八路”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大队就是以帮会成员为主建立起来的[41]。共产党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至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91万正规军，民兵220多万人[42]。这一巨大成绩雄辩有力地证明了国民党利用教门、帮会反共目的的失败。
    最后，教门、帮会的所作所为激化了国统区的各种矛盾，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执政党形象，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教门、帮会的行为冲击了国统区的经济、社会秩序，增加了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不满。同时，教门、帮会还拉拢、收买公职人员从事违法乱纪行为，阻挠政令之推行，甚至同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严重腐化了国民党政治，冲击了国民党正常的政治秩序。教门、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组织分散、山堂林立、教派繁多、门户森严，同国民党各派的结合使得本已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分化更严重、斗争更加激烈。
    另外，国民党也未能成功地取缔教门、帮会。国民党正式下达取缔教门、帮会的方案后，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仍与会道门打的火热，有的地方组织甚至要求国民党中央厘定有关办法，暂缓转令实施取缔方案[43]，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势力依旧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