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区、游击区，国民党派出政工人员在宣传、鼓动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同时，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度，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力图巩固国民党统治，一方面发动青年，普遍发展三青团，组建武装，扩大队伍，并积极利用、掌握教门、帮会和群众团体以达到预定目的。
    另外，蒋介石还曾利用上海沦陷后居住香港的杜月笙同日本秘密交涉，并且成功策反汪精卫派要人--高宗武、陶希圣。1941年，杜月笙受蒋介石委托，在香港劝说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赴渝，充当了蒋介石软化民主人士的说客。
    反共是国民党利用、控制教门、帮会的又一重要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争取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放手地深入敌后，广泛地发动人民，创建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为遏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参与、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攻击等反共活动外，国民党还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势力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是刻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群众，破坏中共刨建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反共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教门、帮会，甚至组织暴动，从而达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订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蒙骗不明真相的大刀会员，掀起暴动。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暴乱，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枪会暴动，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开枪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枪刺杀15名干部战士[28]。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杆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群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群众近3万人，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庄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暴动，朱世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车保安三师张景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枪不入，到处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群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三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再过问境内种鸦片、设税卡以及其自卫队向地方摊派勒索等[32]。
    教门、帮会还严重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秩序。教门、帮会大多参与开设鸦片馆、贩运鸦片、私运金银及其它违禁物品甚至买卖枪械。在教门、帮会的势力范围内，商人要向帮会头目纳税、艺人演出前要向帮会拜客，甚至军政官员也对帮会头目言听计从，俨然是教门、帮会首领的独立王国。五圣山礼德堂头目明德控制着陇海线，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和副段长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论何方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请教他，否则就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