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铲除中国教门、帮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时期后的中国教门、帮会仍然得到继续发展。与明清时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教门、帮会，无论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还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冠以“会”、“社”名目的，并没有动辄遭禁的命运，大多数都能畅行无阻。这主要是由于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势力的参与、扶植乃至操纵、利用所导致。教门、帮会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益发凸显出来[1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教门、帮会的存在极为重视。为有效地利用并将教门、帮会组织纳入到自己的施控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国的教门、帮会分别列入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中，如万国道德会作宗教团体，世界红万会作慈善团体，理教会则作为公益会社。1929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宗教调查表，1932年6月又制定宗教团体调查表，对全国的教门、帮会予以调查、统计[12]。同时，国民党积极利用教门、帮会袭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在红色根据地内部，也有红枪会、扇子会等武装进行颠覆政权[13]。闽赣地区的大刀会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并不时地袭击红军，扰乱社会秩序。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新的帮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多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在动员帮会成员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抗战初期，国民党鉴于中国政治、社会局势的极度混乱以及会道门势力的强大，积极地扶植甚至创建教门、帮会，企图利用教门、帮会的力量来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到抗日、反共的目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教门、帮会原有的观念、体制，迫使他们纷纷投入到抗日行列中，而国民党的有关决策又极大地促成了他们抗日行动的实现。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大员同帮会头子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协商将上海的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15]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7年9月，杜月笙牵头成立了专门组织和领导上海一带青洪帮力量的帮会组织--“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别动军，共两万人，全是青洪帮分子。日军登陆时，别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6]。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此后，忠义救国军在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14个支队、4个直属大队、2个教导总队，号称50000人[17]。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等组织的活动。上海统一委员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采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等向大后方转移，即使为离开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日伪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上海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18]。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一带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一带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是帮会的力量或利用了帮会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一些不愿与日寇为伍的教门、帮会随国民政府内迁至大后方，但抗战的民族激情仍未泯灭。青洪帮首领张树声“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以为抗建大业之助”，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等，启发帮会的抗战意识，号召青洪帮徒众奋起抗日[19]。镇江青洪帮头目向春亭在川期间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驮运管理所高等顾问，负责自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抗战物资运输。他利用教门、帮会中的各种关系确保了从叙府到昆明长达五百余华里的驮运路线畅通，“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20]”
    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部队也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力量从事抗日。鲁西南的红枪会、安徽凤台一带的以王鹏举、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等等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1937年，张空五利用所有的无极道，宣扬佛法神力，倡联乡自卫的组织势力除鲁西各县外，远及冀南之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豫北之内黄、商邱、虞县，皖北之蒙城、苏北之丰、沛一带，纵横不下30余县，至1940年，从众达200万人以上。1938年，张空五采取拥护国民党中央之意，将无极道改称“中央道”，规定道友以三与五为旗帜（三代表三民主义，五代表五权宪法）。1941年，张空五部同日军在曹县的冉堌集激战，因此日伪不敢在各村镇肆意骚扰；同时，张空五的无极道还掩护国民党政府人员来往于苏、皖、鲁西一带，即所谓的“快道路线”。[21]
    国民党还积极发展教门、帮会势力、编制教门、帮会体系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眼见青洪帮势力强大，便于1938年下半年出面将有帮会关系的国民党员组成精忠社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会，由当地原来的青洪帮头目担任分社长。贵州各处的青洪帮由此转而公开活动，大开山堂，广招徒众，国民党势力迅速壮大[22]。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23]1939年11月，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时，带了湖南洪帮首领欧阳长松为随从。在欧阳长松的介绍下，李品仙在路经黄安时会见了当地洪帮头目王贵和并任命他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在李品仙的支持下，王贵和创立了“大别山祖堂”，将洪帮势力引进大别山区。[24]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创建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洪帮组织--“进步总社”；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