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早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中共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特别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注：《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迅速崩溃，给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8月10日、11日，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迅速向察、热、吉、辽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26日，中共中央派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党对东北的领导。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解放区发布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2页。）据此，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向东北运送军队主力达10万余人，并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0月底，自治军发展到27万多人。
    面对人民解放军大批开进东北的事实，苏联在道义上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根据中苏条约，苏联只承认和支持国民政府，而且当时苏联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可能取得革命成功。不过，苏联也不能象国民党希望的那样以武力把中国共产党全赶出东北。苏联驻东北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对蒋经国说：“十八集团军系抗战有功部队，苏联不能以武力解决之。”（注：《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三）》，《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第92页。）
    1945年10月1日，苏联驻华使馆通知国民政府，东北苏军已开始撤退，主力于11月底准备撤完，希望国民政府代表于10日至15日间到长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进行谈判。9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代表董彦平抵达长春。双方经商定，同意东北行营驻扎长春。12日，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到达长春准备谈判。
    13日下午，双方代表开始会谈。国民党代表提出四点要求：其一，苏方协助国民党建立政权，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其二，协助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之工业机构及其设备；其三，国民党决定从海上运部队到东北接防，希望能在大连登陆；其四，国民党准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各地，请予协助。（注：董彦平：《苏俄在东北》，第8-9页。）
    苏方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答复道：行政接收事务苏方可以协助；经济接收将指定专人与张嘉璈主任商洽；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而决定之。（注：董彦平：《苏俄在东北》，第8-9页。）关于国民党要求在大连登陆问题，苏方申明：“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部队的港口。”“不管哪个国家要在大连登陆部队，都是破坏中苏条约的。苏联政府将予以反对。”但马林诺夫斯基通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其在葫芦岛、营口或安东登陆。美国海军又运送蒋军先后抵达葫芦岛和营口，“发现该两处已被中共军队控制。”熊式辉就此提出质问，苏方回答说，这些军队不是从苏军控制的地区而是从南部进入营口的。并建议由国共商谈解决。熊式辉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熊式辉还问道：如出现麻烦，苏军将怎么办？马林诺夫斯基回答说：对于中国的地方事务，苏军将不予干涉。（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1页。）后来，蒋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苏军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去，而对赴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使他们一再碰壁。
    就当时的形势看，国民党进入东北的通道有三条，第一条是从华南、华中到大连和南满的其他港口的海上通道；第二条是通往国民党控制下华北各港口的海路。把这些港口与东北的大城市连接起来的漫长的地面通道要经过许多易守难攻的据点，并且这条通路易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切断；第三条是把部队空投到东北有大机场的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可很难在短时间内运送足够数量的军队控制住某个城市。国民政府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最明显和最方便的短通道，即在大连或葫芦岛等港口登陆，结果却受到苏联的阻挠。很显然，苏联是在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使国民党无法利用最短的渠道把军队派到东北去，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海上兜了两个大圈子，由此造成的五个星期的推延，使中国共产党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赢得了主动，获得了在东北发展的最顺利、最迅速的时期。因为那时时间是以天计算的。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东北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实现。（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报》，1945年10月28日。）
    对于上述情况，熊式辉等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称苏联的谈判目的是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免东北为美国染指，其手段是扶植中共军队来牵制国民党的行动。建议直接同苏联最高当局交涉解决东北问题。（注：梁敬錞：《马歇尔奉命使华》，载《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
    蒋介石立即作出决定：首先，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的东北有关设备、资财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政府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的形式送至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中国在东北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其次，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再次，抽调中央精锐部队，立即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注：《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96页。）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广泛利用社会舆论向苏联施加压力。如当时《大公报》刊文指责苏联帮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阻挠国民政府接收的情况。指出：“由关内、或热河、或海道，由烟台到大连进去的八路军与‘新八路’……都是在苏联占领下进去的”，而却不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大连登陆。“事实上证明，苏联的行为完全与协定之精神及文字相反。”（注：《傅斯年全集》第五册，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313页。）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向美国发出求救。11月15日，他“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注：《蒋总统集》第一册，《苏俄在中国》，“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305页。）可当时在对华政策上因赫尔利辞职而手忙脚乱的美国政府没有给予答复。
    11月17日，蒋介石决定，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在长春与苏军联系外，均撤到北平待命。
    此次撤退，是蒋介石集团对苏联发动的一次外交攻势。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向世界宣示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违背了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另一方面，企图以此唤起美国在舆论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期望将地方当局的谈判升为国家级谈判，将中苏谈判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正如熊式辉所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注：《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88-189页。）也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的外交和军事以及社会舆论攻势，一时之间使东北形势紧张，在远东造成了新的战争热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美苏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