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政党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需要从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政治变迁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试以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历程为脉络，考察李大钊政党思想与中国政治变迁的关系。
    （一）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活动的态势促使李大钊对政党政治引起思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政党林立。除原来的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外，其他党派也相继成立，如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统一党、共和党等。民国元年，政党活动之活跃，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1912年对当时政党活动状况持批评态度，认为“各党分立，俨然以为独成一帜矣”，是有“派别之臭味，乌合之众，不足以成军。”[1]（P101）应当指出，民国元年政党之活跃乃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大进步，虽然其中不乏有一些旧党人混水摸鱼、一些旧官僚不明政党政治之真谛，但总体上却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
    李大钊对当时的政党活动状况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的批评是与当时刚刚兴起的政党活动实际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李大钊认为，当时政党活动存在严重的“党私”问题，民国初年政党之间“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讵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盍早图之。”[2]（P2）这是李大钊在1912年6月对“党私”问题提出的最早批评。李大钊所说的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李大钊倡导政党争政见而不争意见的主张，实际上是政党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准则。当时，孙中山从政党建设的要求出发也提出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以培养良好的党德。孙中山说：“至于党争亦非不美这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3]（P37）考察当时政党活动的状况，对比孙中山的论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当时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问题是，李大钊批评政党“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是有所指的。在民国初年，掌握军事力量的政党只有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无论是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是民社或统一党，都不掌握军事力量，不可能“假军势以自固”。可见，李大钊固然从总体上批评各党“争意见不争政见”，但批评的重点还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因为此时，李大钊更多的是从学理、政理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政党活动的。按通行的民主共和体制，在议会中的各党是不拥有“军势”的，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党；既然中国实行共和体制，按照临时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则政党按政理就必然在议会中活动而不能拥有军队，当然也更不能“假军势以自固”。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革命党人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仍开始专注于政党活动，如果再丢弃军队，当袁世凯反扑时，革命党人将无力还击以维护共和政体，当然也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政党活动了。“宋案”的发生、国民党人“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和通令解散国民党等，都证明了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不能沿袭西方政党政治的“惯例”。李大钊从学理、政理出发对政党活动的批评，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李大钊虽然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提出批评，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政党的必要性及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体制的重要性。他在1912年6月指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2]（P1）这里，李大钊不仅说明政党政治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政党是民主政治（即李大钊所说的“立宪政治”）的产物，而且阐明了政党政治“相为政竞”的特点。“相为政竞”是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政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批评有些人“不知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的道理，指出责任内阁制通过政党的轮流执政，断不容政府“恣唯暴戾，为所欲为”。他认为，政党政治在本质上是防止专制，政党之分合“几为政党之常态”，政党“特以时势为的，因之变迁，以遏当局之势力，勿使专恣而矣”。[2]（P101-102）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的情况下，李大钊寄希望政党力量的合作来对抗袁政府，充当“遏制之任”，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仅仅局限在“政治轨道”内与袁对抗，则又是不现实的。从李大钊提出的由原来的政党（主要是国民党和进步党）的联合以“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的主张，可以看出李大钊对政党政治的崇尚，尽管此时已不可能变为现实了。及止1917年8月，李大钊对国民党、进步党彻底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