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大钊对当时社会上政党的失望，促使他希望新的政党力量的出现。十月革命推动了李大钊对新政党建立的希望，尤其是使他初步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极大的关注。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的开头，他就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李大钊对俄国“急进社会党”所领导的革命表示由衷的敬佩，充分肯定俄国革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4]（P216）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对Bolsheviki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他认为，从俄国革命者郭冷苔（Collontay）“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i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4]（P243）李大钊认为，Bolsheviki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4]（P243）在李大钊看来，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李大钊对Bolsheviki充满敬意之情，他热烈欢呼十月革命，指出“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的胜利！”可见，李大钊希望中国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革命，这之中就包含了他对要在中国建立俄国Bolsheviki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期待。可以说，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虽然在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上是初步的，但却最早地表明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系统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921年3月，他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的文章，从世界范围内政党的作用及中国政党发展的实际阐明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政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建立的新型政党必须有这样三个突出的地方，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二是具有“强固精密的组织”，而且注重党员的训练。他指出：“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鉴于这种状况，李大钊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出建党的号召：“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三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他说：“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5]（P79）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主张，可以看做是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
    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党。”[6]（P685）李大钊在欢呼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倡导建立新式的中国现代化政党，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推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党意识的提高，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高度评价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特殊作用，欢呼“庶民的胜利”，强调民众的团结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人类新纪元中的主体地位。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4]（P239）期望劳工阶级采取“同一行动”，说明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团结与联合的意义。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强调劳工阶级联合的重要性，期望“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并认为“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4]（P251-252）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现代化政治力量联合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使李大钊更注重劳工阶级的联合及其在反抗剥削制度、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大现代化政党联合的主张。五四运动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参与领导和组织五四运动，而且自身也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锻炼和洗礼，并注意从五四运动中总结和吸取经验与教训。由于受到五四运动中民众联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感染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李大钊此时更注重民众力量和民众联合对推动社会变革的突出意义。1919年12月，他撰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7]（P137）李大钊的“大联合”思想得益于五四运动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大联合”的主体思想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先进力量包括各进步阶级、阶层、团体等的团结与联合，以形成变革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1920年8月，李大钊在团体联合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团体改造的任务，“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7]（P204）这里讲的“团体改造”可以说是李大钊后来关于国民党改组思想的萌芽。李大钊虽然对资产阶级政党不满意，但也肯定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如1921年3月，李大钊认为同盟会是“受欧化洗礼的”大党，有其“价值”之所在，“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同时批评“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5]（P78）这种批评自然包括国民党在内。李大钊对各党派的不满是他申述创建共产党的理由，而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构成了他申明国民党改组的思想渊源。这说明，李大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而是承认有其历史价值，为以后提出联合国民党的主张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