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认识明确提出了联合国民党的思想，使他关于中国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而开展的，他所组织的同盟会及其以后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国民党在民国以后实际上难以独立开展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运动。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现代化政党诞生，表明中国社会现代化领导力量已开始出现新的因素。但在当时，中共的力量是弱小的，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独立地抗衡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力。另外，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勾结所形成的强大势力，也在20年代得到发展。这种境况决定了没有政权支持下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必须有政党力量的高度结合，才能形成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早在中共“二大”前就已经意识到。1922年6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发表了由李大钊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提出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这个“提案”对国民党在中国政治变革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联合国民党的主张。“提案”说：“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二年来的施设，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李大钊是我党历史上较早认识到联合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
    中共“二大”之后，李大钊积极配合党的联合民主派方针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二七”惨案的发生使中共充分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不能仅靠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而应该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的力量，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集结中国的社会政治力量。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对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现存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由共产党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还作出了同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派的决议，李大钊予以坚决拥护并进行大力宣传。1922年9月初，李大钊在上海的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地位再次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民国以来（做）此种政治运动（指民主政治运动，引者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算是一个完全的政党。”[5]（P226）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发出号召：“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5]（P231）这是对党的“二大”决议的积极宣传和对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积极倡导。李大钊随着对中国政治力量的不断考察，由一般民众联合的思想发展到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的思想，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加快了对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和实行国共两大政党联合的步骤。李大钊关于国共两党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进行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结论，顺应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大钊政党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表明，他的政党思想与民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党活动思考的产物，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动；同时，他的政党思想对促进中国政治的变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共合作的形成正是这一影响的有力表现。
    【参考文献】
    [1]远生遗著（上）：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李大钊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