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公债，即所谓“息借华款”。1894年，为应付甲午战争的赔款，清政府便有“息借华款”之举，当时所筹款逾千万。但因“行之过久，恐银价日增，有碍商民生计，且外省办理此事，未必能恪守部章，万一经手官吏不恤民艰，加之抑勒，则流弊更大”。[3]（3579）很快就停止了。到1898年春，第四次偿还日本赔款的期限又到，在外借洋款万分为难的情况下，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提出仿照西方公债发行“昭信股票”以救急，当即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令户部速议，是年1月上奏，3月户部便拟出章程，开始发行。此次清政府以上次“息借华款”为训，制定的章程颇为严密，如，专设昭信局经理“股票”事务；收银发票不经官府，由银行票号代理；票据可以买卖等等。[3]（4052）可以说，其近代公债的色彩更加明显。但由于官府抑勒、民间穷困等原因，“昭信股票”只筹到不到2000万两的款，远远不够预计的1亿两，当年8月被清政府停止了。
    此外，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扩大税源，因而这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工商的措施，都以“求富”为目的。
    3.发展工商。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兴办了不少近代企业，但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战后，据前30年的教训，也是迫于财政的压力，这时期清政府的工商矿业，多鼓励商办形式。其主要措施有：
    机器改造土货。1895年7月，为对付中日《马关条约》中改造土货一节，清政府预备对丝斤、花布等大宗土产于出产处先抽厘金，“并招商多设织布、织紬等局，广为制造”。[2]（830）张之洞等与江浙巡抚奉此劝谕在苏州、无锡、镇江、南通一带开设纱厂，并将息借华款银作为开办商务局之用，建立缫丝厂等。光绪为此特别电寄张之洞、赵翘楚等曰：“……开办机器，仿制洋货，原为抵制外人起见，该厂商人亦需自筹资本，不可全用官款，致外人籍口于宫饬商办，转生枝节。”[2]（839）对于这些商办企业，清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给予了适当的保护，1897年，为解决财政问题，户部奏议加增机器制造土货的税收，在张之洞请求下，总理衙门奏议“暂行缓办”，光绪“从之”。[14]（338）此外，还有一些如以机器制造茶叶，在内地江河开行小火轮等建议，事属地方，因各地反应并不积极，难以展开。
    转原有官办企业为商办。1895年8月，光绪谕军机大臣：“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各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其办理章程应如何斟酌尽善以杜流弊之处，即著该督抚等悉心妥筹，详晰具奏。”[3]（3637）此后，汉阳铁厂等原有官办企业先后改组为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
    大开各矿。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就比较重视矿产开发，并有部分商办，战后，更是把矿务当成保护利权，增加收入的重要大事。1896年3月13日谕令称：“嗣据陆续复奏，安徽太湖之大石等各保废煤矿，业已准商试办。江西袁州、吉安、广信、饶州等处均有煤矿，萍乡煤质尤佳，亦已集款劝办。湖南永顺、永州二府属矿苗甚旺。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属矿产，叠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采，业经谕令鹿传霖设法举办。山东宁海矿务，亦经谕令李秉衡未可停止，即派道员李兴锐择要兴办，以上各该省有矿处，均系确凿可指，即著责成各该督抚，认真督办，务臻实效，毋得辄行中止。此外，各省复奏折件，谓矿不宜开，固属拘泥之见；谓矿无可开，亦属臆断之词。……”[14]（20）虽然矿务开采在各项措施中是各地实行的比较好的，但皇帝仍然不满意，没过几天，又谕令重申了开矿之必要，根据西方人的记述和大臣奏折历数各处矿产，并指专人勘查议办；还特别指出了“官办不如商办。”[14]（28）在这样的严令下，关涉各省纷纷覆奏并开始举办。可以说，矿务是改革当中各省举办最多的项目。
    设商务局，消除官商隔膜。1895年，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中，便奏请设立商务局、工政局，同年11月，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务一折，也着重提出在沿海各省会各设商务局一所，此折交总理衙门议奏。1896年2月，总理衙门奏复：“……拟请饬下各省督抚，于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一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3]（3723）此后，江南、山西等省反响较为积极，都开办了省会或部分州府的商务局。但除此之外，多数省份并未采取行动。
    4.修铁路、创邮政。对于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清政府内部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战后，更以其为自强切要之图，但由于经费短缺，究竟以何种方式修建铁路，仍有商办、洋商垫款包办等议。1895年11月奕訢等奏办理芦汉铁路一事，欲先建津芦铁路，以胡燏棻为督办大臣，经费由北洋及户部各认一半，上谕著办。并谕令：“至由芦沟桥南抵汉口铁路一条，道路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资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以奖励。”[3]（3687）初步表明了中枢的态度似在商办。但铁路耗资巨大，当时并无商人有能力举办。1896年3月，曾有商人称能集资承办，但最后发现皆为洋款。这样，借洋款官督商办的主张又由张之洞等人再次提出，9月，张之洞、王文韶联合上奏设芦汉铁路公司，并保盛宣怀为督办，11月，得到上谕批准。[14]（156）此后筹办的铁路多以此种方式进行。
    1896年初张之洞上奏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和。”[3]（3749）得光绪允准。实际上，光绪二年以来，清政府就陆续由赫德在各地官办了一些信局，但由于“体制不同，推广每虞窒碍”，[3]（3750）此次议办邮政，不再是试办性质，也不附设于各海关之下，而是专设邮政局，订立章程，收支由户部“汇核奏报”，成为清政府一项单独的重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