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合作-敌对：从十月革命到冷战最终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主国家伙伴关系”来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大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俄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他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俄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来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
    20年代伊始，苏俄政权已战胜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而得到初步巩固，与此同时由于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情况下，西方各大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共存共处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这共存和共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还是全面对立的。列宁对比较正常的美苏关系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认为在西方各大国中间，美国对苏联的直接威胁最小，而经济实力又最强大，与之交往特别有助于瓦解国际反苏阵线，加强苏联的外交地位和促进其经济建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继续努力向美国政府显示可以在苏联得到有利的经济机会。但是，美国政府对苏采取了在西方各大国中间最为敌对、也最为僵硬的态度。它拒不承认苏联，拒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不承认政策首次由国务卿科尔比1920年8月致意大利驻美大使公开信予以正式的系统表述，其中列出不承认的三大理由：（1）布尔什维克政府出自暴力，不代表俄国人民；（2）它拒不履行俄国的“国际义务”，包括临时政府的国际债务；（3）它公开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敌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哈定政府的国务卿休斯则于1921年3月宣布：除非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本改变其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美国政府不会恢复与俄国的贸易。由于许多美国私人企业对美苏经济交往持积极态度，加上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使美国政府不便干预，因而租赁、贸易和技术合作三方面的经济交往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颇有进展。然而尽管如此，不承认苏联仍是从哈定开始三届共和党政府的不变国策，而苏联指挥下共产国际的广泛活动据信是美国当时坚持这一国策的头号原因，并且被用作为之辩解的首要论据。
    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浪潮的兴起，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开始感到缺乏外交关系使两国无法就遏阻日本扩张进行协调。1932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就此同苏联高级外交官秘密会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强烈的反苏情绪和害怕激怒日本的心理占了上风。1933年初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情况有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不承认政策既根本无法达到改变苏联国内体制和对外行为的目的，又严重阻碍美国取得苏联的合作来对付日本凶猛的扩张势头。按照他的提议，苏联政府派遣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赴华盛顿谈判承认和建交问题。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内反对承认苏联的那部分舆论，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取得美国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尊重苏联境内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许诺偿还十月革命以前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债务；停止共产国际通过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干预美国内政。李维诺夫明确接受第一个条件，并且用变通和含糊其辞的方式接受了后两个条件，双方遂于1933年11月17日签署建交协定，美国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局面终告结束。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因此有实质性的改善，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下美国对日本扩张长期采取软弱态度，苏联亦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加上英国的对日软弱）而实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政策；美苏两国就债务和共产国际与美共关系这两个问题争执不已；苏联国内大清洗，连同苏联政府极其严厉地限制本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加剧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厌苏反苏情绪。到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按照其秘密议定书采取一系列领土扩张行动后，大多数美国人更是将苏联视同于纳粹德国。
    但是，罗斯福坚定地认为美国的主要敌手是德国，而苏联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他不顾政府内外的各种反对，避不采取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并且试图通过1940年7月起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之间进行的美苏秘密谈判，促使苏联疏远甚或反对德国。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向苏联提供援助。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苏战时同盟迅即正式形成。自此开始，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宗旨是维持美苏同盟，最大程度地利用苏联打击德国，同时争取消除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潜在敌意，为战争胜利后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制奠定基础。为此，他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并且坚持实行以最优惠待遇（与美国对所有其余盟国的待遇相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的政策。这一军事援助到头来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某些环节上甚至是关键性的贡献。然而，由于首先由德国潜艇战造成的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等原因，在1943年年中以前，即苏联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期里，美国实际交付的援助物资显著少于它在有关协定中做出的对苏承诺，这就促使苏联怀疑其合作诚意与动机。第二战场问题造成了同样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三年时间里，尽早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一直是苏联对西方盟国的头号要求，而且罗斯福曾亲自向苏联领导人许诺1942年内开辟，但英国的消极、后勤困难以及对于美军大量伤亡的顾虑，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严重损害了建立罗斯福所希望的美苏相互信赖关系的可能性。
    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与斯大林定义的苏联战后安全需要之间。罗斯福谋求建立政治上贯彻自决原则、经济上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国际主义战后秩序，并希望以基于大国协调、特别是美苏协调的真正有效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来维护和保障这种秩序。这一战后蓝图的本质，是旨在由美国安排和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主义”。就对苏外交来说，自决原则这一条特别重要，它既构成罗斯福的国际政治信仰的一个核心成分，也被他视为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孤立主义覆辙的必要条件，因为国会和公众被很有理由地认为不会接受一个过于明显地建立在欧亚强国势力范围基础上的战后格局。但是，苏联的战争目的除了彻底粉碎纳粹德国侵略、捍卫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外，首先是要通过领土变更和控制东欧来谋求战后安全。就美苏战争目的的这种对立而言，最重要的是：（1）“对于美国官员，战时经验中最具决定性也最经久的遗产，在于决不能再允许潜在敌手通过经济闭关自守、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取得对欧亚大陆资源的控制”[2]（p.23）；（2）斯大林确信，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削弱苏联，甚至消灭其政权，因而苏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并且改善自身的地缘战略条件，才能遏阻侵略，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较为经久地同苏联和平共处，也才能在对苏侵略发生后立于不败之地。诚然，罗斯福自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起，向苏联在东欧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基本同意了其中的领土要求，但他坚持东欧各国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继任总统杜鲁门、大多数行政当局主要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更是强硬和简单得多。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的自决原则与苏联在东欧的政治要求殊难相容。尽管双方都曾试图探求妥协的途径，并且确实达成了若干实质性的和表面的妥协，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问题已经使美苏关系蒙上非常严重的阴影。
    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这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在1946年2月著名的“长电报”中予以综合表述和哲理提炼，并且立即被美国决策者奉为对外政策指南。其核心，在于认定苏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历史心理传统使之追求无限的扩张，美国必须、也可以通过不妥协的对抗来遏制苏联势力扩展，同时不引起美苏战争。1946和1947年间，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冷战性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将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归纳为“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宣布美国支持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党征服”的力量，而马歇尔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包含了三大基本目的：（1）在饱受大战破坏的中西欧防止“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会发生革命”[3]（p.230），从而大有利于苏联势力扩展；（2）在援助复兴中西欧经济的同时，决定性地促进改组中西欧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比较统一的市场；（3）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致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
    在苏联方面，除了重新大力强调西方威胁、加速军事重工业发展和进行若干国内清洗外，特别具有深远后果的行为是剧变东欧，即在东欧国家按照斯大林治国模式，极为急剧地改造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以全面加强苏联控制。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东欧国家可能被美国援助和中西欧经济复兴所吸引，而且它标志的美国在欧洲确立大规模长久存在的明确意向和西部德国复兴前景，进一步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再次被敌对阵营包围的危险；此外，先前允许的东欧政治经济多样化使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和行动分歧趋于明显，斯大林因此担心后者太多的自主性会危及苏联的支配。于是从1947到1949年，苏联取消那里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越来越严重地践踏法制，用武装进攻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打击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进行清洗。到1949年晚秋，美国已主持建立西德国家，德国由此正式分裂，与苏联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问世，而且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所有经济、文化联系已被全部切断。美苏冷战格局至此完全形成，并且采取了它在整个冷战史上最极端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