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的基本历程和基本性质
    广义地说，冷战时期囊括了冷战形成后的全部美苏关系历程。从40年代末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美苏两国处于最紧张和最僵硬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间几乎毫无谋求谈判解决争端的认真尝试，而且其中一国直接参加、另一国间接参加了在朝鲜半岛的热战。1953年起，到60年代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局部缓和，然后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而重新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这一缓和的主要特征，在于欧洲局势渐趋正常（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土界线与国际政治现状大体得到西方的正式认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70代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再度重新紧张，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在亚非两洲进行频繁的直接间接军事干涉，连同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扩展海外军事、政治义务的倾向重新显著抬头。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内部发生剧烈变更，与此相应苏联迅速丧失了同美国抗衡和竞争的意愿与能力。1991年苏联的瓦解为美苏冷战、也为全部美苏关系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最后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同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按照其提出者凯南的观点，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the Outer Crescent，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the Inner Crescent，或曰外围地带[Rimlands]，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又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 perimeter defense）和“要点防御”（strongpoint defense）[4]（pp.57～58）。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1947至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此后，意识形态对抗几乎始终伴随着美苏关系，仅其激烈程度随冷战的起伏有所变化。值得提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一观念，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而追求这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促使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其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范式和口号的里根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在苏联方面，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尽管它们越往后就越显得只是自封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1953至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被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