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法规，稳定经济秩序，增加财政收入
    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关税、盐税和统税。抗战爆发后，沿海发达地区尽陷敌手，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36年与1939年比较，关税由36900万元减至8600万元，减少77%；盐税由22860万元减至10110万元，减少56%；统税由17560万元减至1900万元，减少89%。军费却由1937年占总支出的66.4%跃升为1940年占总支出的74%（注：《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为了筹措军费支持抗战，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加强了对财政经济的统制与管理。
    抗战伊始，最早颁布的经济金融法令是1937年7月15日的《修正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8月13日沪战爆发，市民纷纷向各银行提取现款，形成风潮。财政部急令上海各银行和钱庄停业两天，于15日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提存以防资金外逃。27日，经财政部核准，中、中、交、农四行公布办理贴放办法，采取收受农产品、工业品、矿产品和中央证券为抵押，尽量流通内地农矿工商各业的资金。9月，国防最高会议制定《国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办法》，由国民政府公布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年利4%。海内外爱国人士激于义惯，莫不踊跃认购，故很快告罄。11月，国民政府发行山东省整理土地公债250万元。12月，又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1700万元。至1938年底，陆续发行各类公债共19笔，计法币17,255亿元、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关金1亿元（注：《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746～748页。）。在金融和物资的统筹管理方面，国民政府采取措施防止金银流失，先后发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和《人民损赠金银物品收受及保管办法》。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并颁布粮食管理办法，禁止面粉出口。12月12日，又颁发《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决定对战时经济实行全面统制。统制的范围从生产到流通多环节，涉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物价等各方面，包括许多民用必需品，如棉、丝、麻、羊毛及制品，粮食、油、茶、糖、盐、火柴等和矿产品、日用品。条例强调必须由国家资本控制重工业和基本工业，从而加强了国家资本对工农业的垄断。
    1938年初，国民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积极发展战时生产，力求做到自给并增加“国产之出口”以达“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适应战时之需要。该方案表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已经转向追求稳步发展的阶段。以后，其颁布的大量法令和法规，基本是以这一原则为准绳的。6月，财政部拟订《维护生产促进外销办法》呈递行政院，获准执行。该办法提出：加强战时输入外货审核，尽先购置国家急需的货物，限量输入某些国家必要的货物，与战事及民生关系不大或能勉力自给的货物，一律禁止输入；禁止各种物资偷运资敌，提倡和奖励剩余产品输出，开拓国际销路；对棉、粮、燃料、茶叶、麻丝、皮毛、木材进行调节贸易；平准战时物价；提倡使用国货。为加强进出口管理，12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查禁敌货条例》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随着战事发展，国统区地域缩小，物资缺少，商业投机现象严重。1938年2月，财政部将盐务总局所属之税警总团改组为缉私总队。11月，明令严防私运白银出口并成立白银查缉处，严厉打击走私活动。1939年初，国民政府发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2月又颁布《日用必须品平价购销办法》。通过这两个法令，实施物价管制，取缔囤积居奇，遏止物价上涨，尤其对衣食服用之日用必需品采取限价政策加以控制。
    为不断充实国库和垄断物资，国民政府除大量发行公债，还采取了增加税收的办法，并大量增发纸币。抗战开始后，统税扩大为货物税，也增加了征税范围，提高了税率和征稽标准。同时，设置了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规定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15%者，按超过额课以10%～50%之超额累进税。以后，国统区实行地方田赋收归中央统筹管理并改征实物，对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也实行国家专卖政策，货物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法令和法规，在实施中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却加强了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充裕了国家财政，对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