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是晚清商人出身的改革思想家。他在同光年间，“目击时艰”、“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在积极从事“商战”实践的同时，著文呼吁“救时”，阐陈“自强之道”。[1]（p.63,p.233）先后著为《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又出其余力为诗歌”，“直记时事”，“寓意规谏”，抒发“救时共发愤，变法尤宜速”的心声。[2]（pp.1243-1316）他的诗歌在戊戌（1898）年间刊刻有《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一卷，到宣统元年（1909年）增订为两卷。本文谨对《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本（以下简称《诗草》）中的有关吟咏进行议析，以期丰富对郑观应戊戌维新时期变法自强思想的认识。
    一、“危急存亡秋，变法宜决断”
    识时务者为俊杰。郑观应在《诗草》中多次使用“变法”、“自强”和“变法自强”等述语，如咏称“变法求俊杰”、“变法分缓急”、“变法尤宜速”、“堪羡东瀛能变法”、“中国果能急变法”、“急宜变法图自强”、“变法自强资启沃”等。[2]（pp.1306-1328）郑观应在诗歌中凸显其变法自强思想，是与他对晚清时局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后，特别是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官员和士人中的有识之士认定中国所面临的是一场“古今之变局”，“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注：近代中国面临一场“古今之变局”的提法，最早见于黄钧宰、徐继畲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著述。但对这种认识加以阐发，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则是在洋务运动中。参见刘学照：《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并用一种“春秋战国”说诠释这场变局的特征。（注：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说：“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随后，张斯桂在 《万国公法序》中也“以春秋列国比欧洲”。）历史表明，“‘古今之变局’论先后成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不变’论的思想武器”。[3]郑观应如同许多洋务论者和维新论者们一样，也用“古今之变局”论和“春秋战国”说的历史观和时局观作为亟言“就法宜决断”的依据。（注：郑观应在《易言》和《盛世危言》中多次作这样的论述，如：“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尤属古今之变局”、“此乃中国一大变局”、“诚历代未经之变局”、“乃中国非常之变局”、“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等，见上册，第66、114、125、132、178、391、237页。）甲午战后、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郑观应在诗歌中一再表露对“国势危蹙”的忧愤，如在《与西客谈时事志感》中有这样的诗句：
    “群雄各觊觎，权利暗侵夺。俄德窥北辕，法日界南辙。英复图中央，围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筑室。……虎视兼狼吞，海疆终决裂。奋笔作此诗，字字含泪血。”[2]（p.1295）
    他为了立论变法自强的急迫性，一再在吟咏中显露“春秋战国”说的时局观。如他在《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中咏称：“群雄共逐中原鹿，连衡合从阴谋伏’，“各国纷纷悉效尤，就迁世事感陵谷”。[2]（p.1319）在《答日本小田切总领事亚细亚协会歌》中吟咏道：“群雄兀峙五大洲，南争北战如春秋。……俄若强秦肆兼并，英为东帝同齐侯。……中华贫弱莫并驾，奄奄日蹙成西周。……连横合从得休息，散从离衡兴戈矛”。[2]（p.1313）他对中华“贫弱”得像“奄奄”“西周”一样不胜杞忧。他在《感时即事上盛杏荪太常》中再次表达对时局的忧心忡忡：“中东肇衅后，国势尤疲癃。……自失胶州澳，咸知国虚空。海口争割据，瓜分兴更浓”。他认为处此危局下，应该效法春秋战国时连横合纵的办法：“亟联日、英、美，变法挽颓风”。[2[（p.1327）这种主张变法并与英、美、日结盟的吟咏与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看法大致相同。
    言为心声。郑观应所以在甲午战后的吟什中凸显“古今之变局”论和“春秋战国”说，都是为了表达担心“国势日蹙”的忧患意识，都是为了宣释“危急存亡秋，变法宜决断”的心声。[2]（p.1315）郑观应的这种变法救亡思想一再在诗歌中得到反映。如，《赠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并序》：“邻邦虎视而鹰瞵，迫欲瓜分肆饕餮。急宜变法图自强，痛除浮华务笃实。……中国果能急变法，免使强邻恣侵割”；《时事感怀》：“惊闻西士筹分策，欲割东方据要津。……势如一线悬危卵（日本伊相云中国现在情形，势如一线悬危卵），转弱为强在得人”；《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此时沧海正横流，蚕食何堪竞效尤。莫再因循须奋愤，维新国事共绸缪”；《书愤》：“昏昏醉梦者，疾呼宜警觉。救时共发愤，变法尤宜速”。[2]（pp.1306-1321）由此可见，在甲午战后维新运动日益兴起的时候，郑观应不仅用《盛世危言》为维新变法潮流推波助澜，而且也用众多的感时即事的吟咏为变法救亡呐喊。（注：《盛世危言》五卷本于1894年春（4月）出刻本，同年秋冬又两次出排印本。1895年4月《马关条约》订立后，由江苏藩司邓华熙进呈光绪帝。饬总署刷印两千部，分送臣工阅看。1896年秋，《盛世危言》增订为十四卷本。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和礼部尚书孙家鼐又先后向光绪帝推荐，以后又十多次印刷。《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在戊戌年间付印前，郑观应曾将手写本附呈孙家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