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法图自强，商战共筹边”
    郑观应在甲午战争前是一位洋务论者，他甚至在1892年春所写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自序中宣称，“全书五十五篇”“所论”都是“洋务”。[1]（p.236）但他是“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之集大成者”，[4]（p.26）是比较激进的洋务论者，即洋务思潮的左翼。他于甲午年春刊刻的《盛世危言》，“是甲午战前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3]甲午战争后，他赞同维新变法，但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活动颇有保留，认为“变”“政治”，“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2]（p.1165）可以说是一位稳健的维新论者。而由激进的洋务论通向稳健的维新论的连接点正是他的变法自强思想。
    郑观应在《诗草》中吟发的变法自强思想，在1897年底所写的《海禁宏开利权外溢甲午以后事变日亟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中得到较集中的反映。
    “为献治安策，条陈计有五：其一设学校，士途宜宽取。肄业专一门，材艺不踰矩。其二农工商，振兴有法度。丕旦奖制造（西例：凡有制造新器给予执照，准其专利若干年，名曰丕旦），矿务资铁路。其三练将才，兵强由将驭。巡捕兼民团，内地可安堵。其四制军器，工师慎选雇。弗受外人胁，腹省尤宜顾。其五定律例，中外无偏护。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炬。时势今已危，奋发耐勤奋。文士弃帖括，武卒改石弩。内既平反侧，外可却狡虏。……十载臻富强，同德慰君父”。[2]（pp.1299-1300）“变政知先后，利弊烛如神”。从上首《长歌》及相关吟什来看，郑观应变法自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把“改科举”、“设学校”、“育人才”放在第一位。他在《中日变法志感》中称咏日本维新后“选招佳子弟，负笈到西邻。学优归故国，升迁作元臣”。而对“吾华惟泥古，八股为儒珍。肄业美国者，废为闲散人”[2]（p.1274）表示愤慨。他批判洋务运动“变法仅皮毛，八股依然重”。[2]（p.1317）他强调“人材根学校”，“取士今宜变”[2]（p.1328）；咏赞“西学资实用，繙绎考格致”。并记咏自己：“所译时务书，久已赠知契”（所译英国报馆律例，及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等书，均已持赠盛京卿）。[2]（pp.1331-1332）他在《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观察论时事》中吟咏说：“耻惧不若人，科制变宜先。……群黎须教养，义塾开万千。更建大书院，聘彼名师传。程式仿英法，所学贵精专。人才日蔚起，制造万物全”。[2]（p.1281）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咏赞：“朝廷下诏求英才，广辟学堂资教育。圣明天纵一发奋，集思广益勤典学。考试策论改时文，习练枪炮废弓镞”。[2]（p.1319）表明他对光绪帝变通科举、改各地书院为各级学堂的上谕由衷的拥护。
    “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2]（p.1287）郑观应变法自强思想的另一大特色是在重视“练兵将”、“制军器”的同时，强调“决胜于商战”。郑观应早在中法战争前的《易言》中就倡导学习“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寓兵于商”，主张“自理商务”，“收回利权，扩我远图”[1]（p.73,pp.196-197）。至甲午战争前夕，他在《盛世危言》中更明确认定“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p.586）主张“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务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1]（pp.614-617）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潮流中，他批评“官不恤商”，“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主张“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自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1]（pp.605-612）
    郑观应要求“俯顺商情”、“以通商为大经”的思想在《诗草》中不仅屡有显露，而且还有不少发展。如在前引的答黄幼农等《论时事》诗中有“国以民为本，民以财为天”的诗句，对“彼族夺我利”、“更垂矿路涎”的情况十分担忧，要求改变“利源皆外溢，喧宾夺主权”的困境，提出“商律固宜定，报律亦当编。商董书准上，利弊无不宣”，希望通过“立法”改善商人地位、保障商民利益，以收“富强从此卜，商战共筹边”[2]（p.1281）之效。与此同时，他常有这样的吟吁：“武备固讲求，工商亦保护”[2]（p.1287）；“民强国自强，道由策富致。致富勿愚民，广学开其智”[2]（p.1271）；“选匠广制造”，“商律宜早设”。[2]（p.1322）他于1896年受任汉阳铁厂总办后，作《铁厂歌》，咏叹“建厂”、“经营”中的种种“弊失”，提出：“奇谋猛得变通法，改官为商机可转”[2]（p.1303），主张将该厂由官办改为商办。
    另外，郑观应在吟咏中还表达了中外合股办路矿、让外商“承办”企业的设想。如在《莫若篇》中咏及甲午战后“群雄肆蚕食，非分时相干”时，提出：“既知难固守，旧章须改蠲。莫若参外股，合力庶保全。得暇以图治，榷税助筹边。至于炼钢铁，制造枪炮船。……技艺未深造，安能精且坚。莫若招彼族，承办几何年。期满则归我，庶可接心传”。[2]（p.1305）这当是近代中国最早表达的采用中外合股和招外商定期承办发展近代经济的主张之一。戊戌年间，他一再有类似的吟咏：“体用不明莫妄行，千古成败皆由此。朝廷近颇重商农，裕民富国振困穷。不颁商律严赏罚，外侮频仍难折冲。……昔言矿产恐难守，中西合股或可久”；[2]（pp.1320-1321）“整顿工商开利源，重订律例惩翻覆。……华夏矿路约同盟，合股举办利源握”。[2]（p.1319）并憧憬：“各事无掣肘，百艺亦兴隆。兵强可卫商，商富兵亦雄。一洗历年耻，奏捷甘泉宫”。[2]（p.1327）这种期盼“富强从此卜，商战共筹边”的心声是对《盛世危言》所阐发的“商战”思想的一种润色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