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官制异泰西，奏请朝廷当变易”。[2]（p.1306）郑观应变法自强思想的又一特色是明确主张进行以改官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他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不仅以全面阐发“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商战思想影响卓著，而且也是晚清较早关注西方议院政治的一位历史人物。但是，郑观应在其《易言》和《盛世危言》中，一般是较正面地谈论“国运”、“民心”和“吏治”的关系，赞赏泰西都城“有上、下议政院”[1]（p.103）之设，提出“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主张行“君民共主”之政，“上下一心，君民一体”。[1]（pp.311-314）甲午战后，他又从当时清廷现实情况出发，认为议院之设，“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才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1]（p.316）比较来说，郑观应在《诗草》中不仅表露了上述改革主张，而且增添了一层批判意识。如他在《书愤》中批评：“中国不自振，晏安中酖毒。……兵部不知兵，武官无韬略。刑部不晓律，胥吏弊易作。户部不兴利，农工日萧索。坐论推元老，部员供唯诺。事苦上不明，动为下所黩。畏难图苟安，袖手观棋局”。[2]（p.1316）又在《治乱歌》中咏斥：“上下隔阂不相通，官吏权重民太贱。……诸公衮衮立朝端，结舌无人贡直谏”。[2]（p.1291）在《阅万国史记感作》中更作抨击“专制”、向往“民权”的吟咏：“粤稽上古达民权，尧舜元为重择贤。专制不从平等政，普天那望大同年”。“欧洲议政院无私，究竟君民共主宜。试看富强英吉利，女皇端拱扩洪基”。[1]（p.1291）作为最终实行君民共主的入手，他主张先“变易”官制，除前已引述的“设商部”、“定律例”外，又提议：“文部专理学校事，商务货财均擘画。聘请欧洲退位臣，教育经营两裨益”。[2]（p.1306）除主张“取士今宜变”外，又赞咏：“下情得上达，大哉议政院”。[2]（pp.1328-1329）但他认为当时“议院未能设，舆论须参研”。[2]（p.1281）加强报纸的设立和舆论监督。他一再沉重指出：“欧洲之长采众议，中华之短多自是”。“此时沧海正横流，蚕食何堪竞效尤。莫再因循须奋愤，维新国事共绸缪”。[2]（pp.1320-1321）这些吟咏表露了郑观应热切主张改革官制、维新国事的心音。
    三、“此际朝廷求变法，可如俄日力经营”
    郑观应在甲午战争后一度与强学会有关系[5]（p.722），但总的说来很少涉足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注：有一个例外，就是1900年7月他参加了维新派人士策动的上海国会活动。）就甲午战后的诗文的思想倾向来说，他是一位温和的维新论者。他强调改科举和育人才为先，呼吁“商战共筹边”，主张进行以改官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其“维新国事”的主张大体上与戊戌维新同调。百日维新中他有这样的诗句：“维新变法下部议，其奈守旧诸臣仆。泄沓苟安不思变，变自卤莽丛怨。维新守旧乏通才，贾生上书徒痛哭。否极泰来参易爻，革故鼎新愿启沃”。[2]（p.1319）但他在诗歌中又多次强调：“复古荆公成弊政，维新彼德是雄才”；“鼓舞奇才须破格，扶持国运在和衷”；“维新与守旧，共济当和衷。上下期一德，发愤励始终”。[2]（pp.1310-1327）他在感情上反对守旧，却在政治态度上主张新旧调和。在诗歌中虽偶有向往“民权”的吟咏，但更多的是“变政如彼得”、“急效俄彼得”、“彼得是雄才”、“维新如彼德”[2]（pp.1281-1328）的呼吁。可见他的维新论更注目于倚重君权。他在《读〈俄彼得变政记·日明治变法考〉有感》一诗中写道：
    “证今考古事推评，英主何曾泥守成。天以艰难资振奋，世将中外合升平。卧薪尝胆师勾践，剪旧维新企汉京。此际朝廷求变法，可如俄日力经营”。[2]（pp.1311-1312）
    可以认为，郑观应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是与维新派同调的。所不同的是，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而缺少维新派们的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维新论者，而不是维新派。
    【参考文献】
    [1]郑观应。《易言》自序。《盛世危言》自序[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同龢序》。《自序》。《书愤》[A].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刘学照。论洋务思潮[J].历史研究，1986,（03）。
    [4]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5]汤志钧。戊戌人物传稿：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