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现将这场争论的起因、原委及其内涵作一简约介绍，以使广大读者了解、认识这场争论对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对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已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把握旧中国经济现实，并由此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大政方针，从而率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理论应为实践服务，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就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4月，时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的杨献珍以其对党、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经过潜心研究、刻苦思考，撰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论文，提出了综合基础的理论。在文章中，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1955年6月，杨献珍又将他在1953年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把杨献珍的这篇文章又分送一些人“征求意见”。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士，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赞成杨献珍的见解，如范文澜、邓拓；有些人则表示反对，如张如心看后，即写了一篇《论我国过渡时期综合基础论》的小册子，不指名地批评了杨献珍；艾思奇也于1955年8月写成一篇《驳杨献珍同志综合基础论》。艾、张的文章都主张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此时由于杨献珍的文稿和艾思奇的文章均未公开发表，故争论还只在校内。但不久在全国一些报刊上两种不同观点即公开进行了争论。争论明显地分为两翼，艾、张把杨献珍的观点概括为“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把艾、张的观点概括为“单一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当前及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若不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要犯错误。针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无视客观经济实际，夸大政权决定社会的观点提出，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清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为此，杨献珍重新再次研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基础”理论的学说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他在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或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的这一段名言后，指出：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总和，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现实的经济基础。反过来说，基础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中所讲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等等词汇，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其含意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意思。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从来就没有纯粹而又纯粹的经济基础。从而否定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所理解和坚持的经济基础，是特指的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不是指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论点。为了进一步论证其综合经济基础的正确性，杨献珍还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所表述的另一段名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是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为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的特点”这段名言说明在人类进化的长河里，一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无不认为经济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条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把社会视为一个处在经济发展的活的机体，而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把社会进化看作是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部门中划分出经济部门，从所有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当作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始初关系。据此，杨献珍认为人类进化历程告诉我们：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发现也未见过一种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形态。
    不唯如此，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生产关系诸方面和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两个不同概念和区别，避免“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将二者混淆起来，杨献珍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说：生产关系的诸方面是指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由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这三方面构成。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是指的同时并存的性质不尽相同的各种生产关系；诸种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社会的经济形态，即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中，就既有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其他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诸种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该社会现实的经济基础。这就是“综合基础论”的理论依据。杨献珍一再强调指出：我们在讨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时，切不可把生产关系总合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而必须把二者区分开来。只有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刻也不悖离客观实际才能从理论上划清“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界限。他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就是要摸一摸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这个“基础”的“底”，看看它今天究竟包括一些什么经济成份，以便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改造是全面的改造，而且是就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改造，而不是丢弃它去另起炉灶。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处在经济发展的活的机体”。改造它，就是要日益扩大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日益缩小以至消灭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总之，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份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份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更不能是由某些理论家、改革家的主观意志去随意来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只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因此，我们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依据中国当前发生着的历史运动，准确地反映其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然后方能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去从事我们的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地推向前进。杨献珍明确提出组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即基础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他们包括着以下几种生产关系：①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②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③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④个体农民所有制；⑤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幅轮廓画，这个画面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