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在摸清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后，便针锋相对地就“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性逐一进行剖析和批判。他说，马克思教导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是真实的基础”。斯大林也曾说过：“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既然，我们中国在过渡时期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基础，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呢？“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什么叫“经济制度”？国家所有制才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对此杨献珍回答道：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不仅在此，问题在于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资本家所有制是不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若说不是，可是它们同国家所有制一样被规定在宪法中，都是合法的，为什么不能算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呢？若说是，那么它们既然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又不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呢？“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逻辑”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杨献珍为了说明“单一经济基础论”者逻辑上的混乱，他又举出两个例子：一是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二是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目前仍然是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一种经济基础，不过它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
    杨献珍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这话说得太笼统，没有分析。假如这里所说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像苏联那样的国家，那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完全消灭了，当然它已经不再是这种类型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了。假若所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还是处在过渡时期，那里资本主义还没有消灭，那就不能这样说。比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就写道：他们国家的经济就包括社会主义成份、小商品成份、私人资本主义成份，我们要请教“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这又应当作何解释？
    杨献珍接着又反驳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另一观点，即：小农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强调指出：这同样是没有根据，缺乏分析的。他说，假若所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那样的国家，那里小农经济已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了，当然小农经济不再是这类国家的经济基础了。可是，像中国这样还处于过渡时期，就否认小农经济不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这无疑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农业。因为事实很明显，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农业中，个体经济还占着绝对比势，而社会主义的农业则还是很少很少的，不要农业而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只能说是一种海外奇谈。为了使“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正确认识过渡时期小农经济的作用，杨献珍甚至不无讥讽地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每天也是要吃饭的。不知道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否检查了他们所吃的粮食是社会主义的农场生产出来的，还是个体农民生产出来的。他们既然不承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那么，他们还懂得一点逻辑的话，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就不应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因为社会主义的人而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那岂不是有点太不体面吗？岂不是有点丧失立场吗？不仅如此，“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还说，不能承认“综合经济基础论”，假若承认了我们在过渡时期的“基础”是多种经济成份，这就必然使人感觉到似乎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对此，杨献珍说，这个“感觉”有点太奇怪。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中有多种经济成份，这是一种客观现实，“承认这个客观现实”与“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不知道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承认这种现实“基础”，只是说这个多种经济成份的“基础”是我们走向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谁也没有说过，承认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基础”就要永远保存这个“基础”的各种经济成份，使它们在这个“基础”中永远和平共居下去。
    中国现在有一万万户个体农民经济，这是一种大量普遍存在的事物，硬不承认它，这不是很典型的唯心主义是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对于小农经济，不能承认，因为承认它，就要保存它。这样认识问题的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不承认它，承认它正是为了要改造它。假若按照这些同志的认识，去指导农村工作，那么，除了产生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盲目冒进而外，再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为什么在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上竟弄得如此思想混乱呢？对此，杨献珍评析道：这是因为这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存在着严重的毛病，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他们所以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它实际存在着的几种经济成份都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综合性、过渡性的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片面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出发，他们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而坚持把它仅仅了解为“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为了帮助“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其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错误，杨献珍更进一步地分析道：这些同志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还表现在：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死的尸体，他们把苏联已经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当作一个死公式，拿来套在中国今天的社会基础上。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些同志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看作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没有经过任何发展过程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都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形成和巩固起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形成后就永远不变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之形成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过程，而绝不可把经过努力将来可能实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他说，当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领导中国六万万人民起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国家。可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他们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就是在那“已直接存在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基础”是包括着整个社会的，是包括着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各种经济成份的，就是说，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农业既包括集体农业，也包括个体农业），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这个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才有的），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份。杨献珍一再强调地指出：“基础”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我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出发点，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基础”来制定的。正是因为这个“基础”中还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大量的个体农民经济，所以总路线中才规定了要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种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份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不能只顾本部门、本地区、而不顾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只顾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顾其他经济成份，或者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就必然会使计划发生彼此脱节，互不衔接或互相抵触盲目混乱现象。党中央指示我们：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计划，既要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各部门，又要包括各种经济成份（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既包括大型的集中的现代化经济的，也要包括小型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由此可见，我们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对于我国在过渡时期对”基础”的解释，也是违反我党在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