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无端围攻和讨伐，对“单一经济基础论”无谓的吹捧和张扬，其后果不仅窒息了学术理论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常的积极有益的研究、探索，而且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共和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不顾我们所推行大政方针、治国方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而一味地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理论，片面夸大非公有制的危害性，无限强调经济基础越单一、越纯粹越好，公有制形式越高级越好，甚至将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异类邪端，必欲予以彻底根除而后快。就是在这种急于建立一个绝对纯粹化、理想化，只有国营公有制经济一种成份的“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下，于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色风暴，一时间“赶英超美”（十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响遍共和国的上空，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唯心主义的言论，成为新闻媒体唯一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如此狂热而浓烈的政治气氛下，于是在农村一股股一阵阵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搞取消农民自留地、自留果园、自留树、家庭副业，消灭一切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的活动，愈演愈烈。更有甚者，一些所谓“左派”理论家甚至在媒体上发表宏论，提出为了加速共产主义因素在中国的迅速增长，现在就应消灭货币、商品，废除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全面供给制。古语云：“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前面我们曾引述了杨献珍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中指出的：“我们不能把可能当作现实，把将来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否认或忽视个体农民经济还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还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性，这就是如上所说的，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实际工作上，一定要发生主观主义、盲目冒进的倾向”。此番真言距离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仅仅只有五、六年工夫，就为杨献珍不幸而言中。这充分地表明：真理不可侮，客观经济规律不可悖，不论是什么人，谁违背客观规律，谁无视科学、真理，轻侮科学、真理，谁就必定受到无情的惩罚。因为追求单一经济而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其后果不仅给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造成大破坏、大灾难，使共和国的经济陷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破坏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光辉形象。
    面对共和国所遭遇到的空前灾难，党中央后来虽然在农村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宽松环境，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单一经济基础论”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牢固的思维定势，及至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一场新的穷过渡的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风暴，比之大跃进年代的共产风更为彻底、更为猛烈，致使我国刚刚有所复苏的国民经济再一次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多的“文革”浩劫，使我们的国家得以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辉路线，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中国建国后几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检讨了建立在单一经济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和一系列的大政方针，逐步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及其模式，针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和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国资金在中国投资，开办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的企业，从而打破了过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由于在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彻底摒弃了过去大轰大嗡，盲目蛮干，强迫命令，动辄大搞群众运动的一套错误作法，改由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稳步推进，”的方式方法，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使原来元气大伤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繁荣景象，不仅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增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推行规模如此广阔的变革，竟然在全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和震荡，实为世所罕见。这足以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何等的顺民意、合民心！“有比较才有鉴别”。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实践，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可以说：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客观真理，是符合党的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是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客观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它是一种把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论，是建立“一大二公”，纯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党的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从反面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是错误的，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则有力地从正面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
    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长期以来，不论是经济学术理论界，还是经济学领域的爱好者，许多人都为此而困惑，同样，杨献珍也常为此争论而萦绕于怀。因此，自三中全会后，不时有人在造访他时，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他，与他讨论“基础”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一位年轻的从事经济工作的客人，当谈及到当年关于“基础”问题的争论时，客人大惑不解地发问道：“历史是人类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不是用面团随意揉搓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从来那是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在封建社会里，既存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数量不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了主导因素，谁能说它就没有一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象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使说给三、五岁的黄口小儿都不难理喻，可是为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就是不承认，而硬要反对你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呢？”对此，杨献珍沉思半晌，答：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去我以良好的心愿解释这个问题，以为这些所谓的理论家是受了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纯粹化、理想化只有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哩！后来经过一位高人的指点，才使我感悟了过来。这个高人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马克思。马克思说，搞经济学，是很容易”把这个利益的仇神招到战场上来的”。因为谁都明白，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实证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你决定从事这个职业，你就必须认真地遵守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基本职业道德，准备时刻与人处于激烈的辩论之中，而这种辩论又时时事事存在着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又往往不是来自人民大众，而是来自官方。人家为了得到官方的青睐，赞赏、恩典，你却在那里硬要坚持什么真理，维护什么党国利益，给人家唱反调，阻挡人家的升官晋爵，断人的财路，自然人家就要与你决对争斗到底！……客人听了杨献珍的这番论述后，又发问道：“因为这场争论，使你挨批挨斗，蒙受了很大的委屈，现在你是不是感到有点后悔呢？”杨献珍用他那浓厚的鄂西北家乡口音坚定而又铿锵地说：“我后悔什么？对此，我可以告诉你四个字：“无怨无悔！”接着杨献珍又补充道：“西方有位伟大的哲人，他有句名言叫做：我说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而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真可谓是哲人之思，智者之语，独一无二，深邃久远。这正是杨献珍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