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推行“训政”。他们面对严重的内外危机，为维护和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把“安内攘外”确定为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安内攘外”政策的核心是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注：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45页。）。蒋一再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注：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1961年版，第622页。）。他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注：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蒋总统集”》第1册，第710页。）。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时，既没有国民党领袖名义，也不是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仍归他支配。他自己牢固地控制着军队，而南京政权的财政资源、党政要害机关等绝大部分也控制在拥蒋派手里。他为了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统治的支柱。蒋始终紧抓军权不放。1932年3月，国民党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总揽其军令、军政事项。接着，蒋介石以军委会名义按新编制改编全国军队，共编48个军96个师，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为了加强这支正规化的军队，还聘请了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大量购买外国军火，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其主要目的是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为配合“围剿”革命力量，国民政府还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建立了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到1934年6月，仅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八省“民团”就扩大到1700万人。
    蒋在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对天津《大公报》发表谈话称：“军政为统一政治之基本。本人愿努力治军，巩固中央”（注：《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他下决心先抓军权，再及党权、政权。1932年6月中旬蒋在庐山召开赣、鄂、豫、皖、湘5省反共军事会议，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进攻遭挫败后，进一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大军压境，迫使中国工农红军向西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此之前，蒋介石国民党对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注：《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分三路向福建进攻。在此期间蒋声称：“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注：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1956年增订本，第159页。）。终于在1934年1月镇压了福建事变。
    与上述进行反共战争的情况相反，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注：蒋介石：《告抗战全体战士书》，《“蒋总统集”》第1册第969页。）。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对日军侵占东北在事实上加以承认。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北，致使华北危机加剧。还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的抗日行动。
    在进行反共战争的过程中，蒋先后在汉口、南昌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他绕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设立机构，另搞权力核心。设立侍从室就是典型事例。他的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由蒋介石的随行秘书、参谋人员、副官、侍卫人员组成。在室之下设第一、第二处及侍卫长。处下设组，各有分工，党政军经济外交等重大事务均直接决策与指挥。侍从副官随时听派各地，代表委员长视察工作。逐渐形成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
    在实施“训政”期间，蒋介石还吸取和运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德、意等国法西斯的经验和措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加强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控制，严密防范、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强化对民众的统治。同时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统治网。
    蒋介石在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运动亦进行长期的文化“围剿”，剥夺革命进步文化的任何出版自由。从1929年到1935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扣押的达千余种。还通过《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把反对国民党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以“叛国”论罪，其中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东方杂志》第28卷第3号第121页。）
    为了强化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蒋介石于1934年初在南昌发起一个企图恢复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他要国民“明礼义，知廉耻”，“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革命文献》第29辑。）他把反共军事“围剿”的大本营南昌作为新生活运动的试点地区，亲自出面大造舆论，建立组织。至1936年，除全国设有“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外，还有20个省、4个院辖市成立“新运会”，1355个县设立分会。然而，这个属于训政思想教育的文化运动，声势虽大，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