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是其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与国民党在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训政统治息息相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对这一阶段“训政”的研究并切实把握其特点，对认识民国时期以至中国政制沿革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在形式上采用孙中山的三序方略和五权宪法，“以党治国”也沿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提法。但孙中山的“人民有权”，通过“训政”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也不愿意切实执行。而大革命时期由几个革命阶级民主联盟领导国民革命胜利奋进的国民党与蒋介石当政时期的国民党性质上已不同。蒋所说的“三民主义”“一党专政”都打上他自身的烙印。因此这时的训政与孙中山学说只有某些形式相似，本质上是不同的。
    三、训政初期形成的基本法和体制，主要反映蒋介石及其拥护者的意志，使他们从战场上所取得的战果在“法统”上加以巩固，同时完善独裁机器，以镇压革命者和反对派的反抗。但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也多次发动斗争，起了一定制约作用。
    四、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训政期间战略性国策，发动多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镇压反对派的战争，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扩张，一再妥协退让，做了不少误国害民的事。他们组织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其统治的严密是空前的。广大人民从不满到逐渐开展反抗斗争。由于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处于初期阶段，在某些问题上还能按章程办事。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的方面显现向上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国民党在多种因素的催逼、促进下能顺应民族潮流和人民的愿望，逐渐向联共抗日转变，是一种有所进步的表现。这时，国民政府增强了生机活力，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政绩也较为显著，是前所未有的。但也应该看到，蒋介石国民党这种转变是部分方针政策的变化，其根本体制、本质并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