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传教士来华以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便是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环境肮脏，水质恶劣，卫生习惯不良，疾病传染。他们从母国和故乡的经验出发，以自己所了解的有关知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并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其中，传教医生的表现尤为突出。
    近代来华传教医生，成效最突出的有四大领域，一是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二是眼病的防治，三是外科手术，四是对鼠疫、麻风病、霍乱等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其中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关。传教医师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和流行病的调查。德贞曾考察了霍乱病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对于霍乱的学术争论（注：Wong.K.Chimin.& Wu.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239.）。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由于中国成功地抵御了这次鼠疫，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的第一次重要聚会。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
    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行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公共卫生的建议。美国传教士费尔顿指出：“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在整个传道的事工上极占重要的地位。耶稣在世布道时已极重视此种工作，即今日西差会的事工亦莫不以医药的工作为重要。故今日各地的教会应当注重卫生工作，使人的生活丰满，寿命延长，并且得有‘更丰盛的生命。’”（注：费尔顿：《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上海广学会1939年版，第303页。）传教医师将公共卫生工作与传教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于引起疾病的神秘因素的恐惧也势必成为基督教进步的障碍。消除这些恐惧，不管是通过科学的还是宗教的手段，都能使人们达到精神上和理智上的自由。”（注：China Medical Journal，1924 p.45.）
    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据巴姆记述，济南曾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结合在一起，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漫延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比较的数字统计，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1921.p.176.）。
    传教士在其译介的著作中，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国家应于各大城镇，设立卫生章程，使地方可免疾病之险。于各街道开沟，通入清水，使污秽得以宣泄，地方可免危险之病（注：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他们特别认为洁净的自来水是解决公共饮水卫生的重要途径（注：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傅兰雅出版的《延年益寿论》中，有《论人生免病之法》，讨论污水处理、厕所、环境卫生、饮水等方面与人健康的关系。
    传教士关于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和实践，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些中心城市，出现了有中外人土共同参与的地方健康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公众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认识，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卫生状况。
    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出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记载了西方自来水生产过程，称之为“激水机”；记载了西方的抽水马桶的原理与妙处，无以名之，只称“白瓷盎”。张德彝则对西方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公共厕所大感兴趣。
    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对改善公共卫生问题发表许多真知灼见。郑观应对西方城市垃圾处理称道不已：今泰西各国皆设工部局，“以水车洒尘埃，以木车收垃圾，街道洁净迥异寻常，非若中国各府州县，道路任其倾圮，污秽人其堆积”（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0页。）。王韬在《瀛壖杂志》、葛元煦在《沪游杂记》等书中，对上海租界先进的公共卫生设施详细记载，大加赞赏。《申报》上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方面的议论。
    传教士的宣传与努力，出使人员的介绍，改良派的呼吁，共同构成了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舆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二、上海租界：先行地区
    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5个租界，其中以上海租界设立最早，面积最大，居住外国人最多，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注：参见熊月之：《上海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章。），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也领先全国。
    上海英租界开设之初，就将英国有关公共卫生管理的原则搬了进来。第一个《上海土地章程》（1845年）便规定，租界内“应行公众修补桥梁，修筑街道，添点路灯，添置水龙，种树护路，开沟放水”，并禁止“堆积污秽，沟渠流出路上”（注：《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见《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页。）。租界街道起初由工部局雇人打扫，每周三次，小弄多归私人负责。60年代中期以后，界内人口日多，街道打扫的次数也逐渐增加，1869年，除星期天外，主要街道与部分小弄已归工部局每天打扫。为了防止尘土飞扬，19世纪70年代初，工部局开始使用垃圾车运送垃圾，用洒水车在界内主要街道洒水减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