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京等城市公共卫生面貌的改善
    上海租界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巨大进步，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城市是示范，也是刺激。20世纪初，随着地方自治和清末新政运动的开展，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北京与上海是晚清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城市，一为政治中心，一为经济中心，公共卫生方面，一肮脏，一清洁，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后期，北京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极差：
    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类，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沙泥融成一片，至不可插足。江浙诸会城，则唯大街通衢，稍觉清洁，而街头巷尾，则秽物之堆积，直及屋齐，而行人复便溺其旁，臭秽之气，远闻数里，实为致疾之媒，而足以伤人之性命。以故一值夏令，时症即起，死亡之多，实骇听闻（注：《论中国宜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见《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一下。）。
    北京就是在这种批评声中，开始了公共卫生近代化的缓慢步伐。1901年以后，北京新办警察事务，开始设立公共厕所，其法“三面围以土墙，墙内挖土成粪坑，无屋盖，无门板，无隔障，极不完备，只不过遮路上行人之眼而已。加之清扫设备不足，粪块积累，尿液浸淫土地，臭气熏天，不可接近”（注：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据日本人记载，到清末，北京虽然修整了大的道路，“人行道左右设有明渠，故雨水等可由此流入城外之护城河，但污水终无流走之途径，尤其小巷，仍完全未经修整，无一渠沟，故雨水任其自流，或待日光晒干，或污水只排于路上，别无他途。……又城内各处有贩卖鸟兽鱼肉蔬菜水果类的市场，只以大街路旁充当市场，无特设房屋，市场肮脏之极，臭气熏鼻，苍蝇成群，猬集于食物，不卫生的危害不少”。路旁小巷等处，随意大小便，天将黑时，曾见数人并排大便（注：以上为日本人在1907年以前记载的资料，见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460页。）。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北京的京师警察厅和京都市政公所，在城市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包括清扫街道，修缮和清理沟渠，建筑公共厕所，监督公共厕所卫生及运输尿粪，还负责检查准备出售的食品，监督妓院的经营，监督民间医院等（注：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57页。），颁布了一系列的卫生条例和法规，使北京城市公共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史明正的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北京市政近代化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注：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116-122页。）。
    汉口是中国内地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幅度比较大的地方。汉口有五国租界，其设立虽然较晚，但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注目。1911年，汉口的几个租界完成了污水排放系统工程，英、俄、法三租界铺设了自来水管道，次年日、德租界也用上了自来水（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02页。），有的地方采用化粪池、污水池等处理污水。过了几年，租界的这些设施，也为居住在租界及其附近比较富裕的中国居民所仿效（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7页。）。汉口老城厢进行了一系列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有关当局加强了对销售食品的检测，并经常对澡堂和其他公共设施加以检查和监督，“街道有人打扫，垃圾一天倒三次。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还开展了灭鼠工作”（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8页。）。
    天津有九国租界，在公共卫生近代化方面仅次于上海租界。天津英、法、美三国租界在公共卫生方面起步较早，19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下水道，1897年成立天津自来水公司。其他租界亦随后跟上。对于垃圾管理、住宅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管理，天津租界大多效法上海租界。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英租界强制性地规定住宅安装厕所设备，设置化粪池，按工部局统一要求埋设排污管道（注：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50页。）。
    广州租界虽然设立不算晚，但一直发展缓慢，面积小，人口少，整个广州城市公共卫生方面进展也不快。到1901年，广州还“完全没有卫生预防措施。阴沟每五年清扫一次，自从鼠疫发生以来，官方指示人民努力保持卫生，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恒”（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1905年，广州的排水系统得到了改造，居民卫生状况有所改善，伤寒和疟疾等流行病得到了控制（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1906年，官督商办的广州自来水厂开办，两年后7500户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到1911年，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才算有了比较可观的进展。广州海关报告说：这里的“中国居民已逐渐习惯采用西方种痘方法。官方种痘者为贫苦阶层提供免费的服务。由于这一服务，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极为明显地减少了因患天花致死的人数”（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第104页。）。
    厦门的公共卫生情况，在很长时间里，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差别，相当糟糕。据厦门海关报告：
    厦门的主要街道和小巷40年来还是老样子。铺路的石板高低不平，丝毫不顾及行人的方便。……道路下的排水沟要多糟糕有多糟糕。唯一的排水办法是借助雨水的冲刷，但这一良好意图却因水沟经常堵塞而成了泡影。腐臭的脏水找不到流畅的通道排除出去，自然会从石板的间隙溢到街道上去。在阴雨季节成了令人厌恶的东西。这种状况造成了恶臭气味的四处扩散。……由于当地居民的漠视，街道成了无人过问、令人厌恶和毫无艺术情趣的地方（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