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鹭江对岸的鼓浪屿，在1845年以后居住的外国人渐多，1902年正式设立公共租界，其市政设施仿照上海租界，远较厦门为优。受其影响，厦门的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有些发展。1911年以前，鼓浪屿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建立了屠宰场，街上建立了公共厕所和垃圾箱（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页。）。1912年，厦门和鼓浪屿流行天花，但由于人们自愿接种了疫苗，故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从总体上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武汉、天津、九江、重庆等较好，内地城市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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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步履缓慢，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与工业化水平有关。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工业产品，以及近代医生、医药器材和技术，而这些正是中国近代一般城市所缺乏的。其次，与中国城市制度性缺陷有关。近代以前，中国城市除京师以外，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驻市衙门中治人之官多，治事之官少，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土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既无专司，亦无专人，因此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其三，与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有关。据记载，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注：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461页。）。这是以迷信抵拒科学。其四，与中国国民性之缺点有关。梁启超等人认为，由于千百年的专制统治，中国国民形成顾个人不顾集体、顾小我不顾大我的缺陷，“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注：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23页。）。公共卫生意识的淡漠，都是这种缺陷的表现。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关乎物质、制度、精神层次的文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正是中国近代化艰难脚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