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止居民在街上乱倒垃圾，工部局规定，凡居民垃圾只允许在天亮到早上九点以前倒在路旁，由工部局派清洁工运扫，超过时限，一律送罚（注：《工部局年报》1874年度，见袁燮铭：《工部局与上海路政（1854-1911）》，《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第182页。）。60年代中期以后，又规定严禁随路便溺，同时厕所、小便池在界内逐渐增设。此类规定，以后不断增加，包括禁在路上倾倒垃圾，禁卖臭坏鱼肉，禁九点钟后挑粪担（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公共卫生条例起初执行起来，颇为不易。1872年，居民王阿保等十余人，违反工部局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挑着无盖粪桶悠然过街，经巡捕劝解不听，被拿送会审公廨，各被拘留一天（注：《申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八日。）。同年，一位广东籍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会审公廨以其情节严重，枷号三日，以示惩儆（注：《申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八日。）。
    至于上海县城的情况，就与租界有明显差距。郑观应曾说：“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败，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63页。）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采用租界那样先进的市政设施，改善公共卫生。上海地方士绅和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际的努力。上海道台、上海知县不断地把租界市政管理条例改头换面，加以发布。到20世纪初年，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
    近代给水事业兴办以前，上海居民用水取自江河。所饮之水，每多泥沙而不清洁，每有咸秽之味。西人来沪以后，为解决饮水卫生进行了种种努力，先是挖深水井，再后来是建自来水厂。1860年，外滩的旗昌洋行，开凿了上海第一口深水井，深256英尺（78米），供洋行内部使用。1873年上海已有一家营业性的小型自来水厂。1875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厂址在杨树浦，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滤后水，并且用水车送到用户家中。
    自来水较之河水，清洁卫生，也很方便，但自来水流入县城，颇费了一番周折，其中最主要一点是误解。有的说，在水管上有两龙相斗；有的说，水管与煤气管接近，有煤毒进入水中（注：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0页。）。因此，相当一部分华人“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注：胡祥翰：《上海小志·水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针对人们的疑忌、误解，自来水公司免费向水炉、茶馆赠送自来水，并请当时上海医疗所所属老德记药房对水质进行化验，表明水的质量，比之伦敦和世界其他工业城市不相上下（注：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1884年2月15日，上海地方政府在《申报》上刊登告示，说明社会上所传有关自来水的谣言“均属不确，现在此处已经查验，极为清洁。自来水随处可以取携，用之不竭，水清价廉，与从前民间用水，相差极大。地方清洁，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灾疫”。此后，自来水在上海逐渐推广。
    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也是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界从建立之初，就很重视食品卫生问题。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如有人在议定界内开设零用饮食等物，铺房及租给西洋各国之人暂行寄寓者，均应由管事官先给执照，始准开设”。这是租界以执照方式对食品卫生进行管理的第一个法规。1860年，工部局设立妨害处，负责市政卫生，1898年专设卫生官，负责食品卫生检查。为了便于检查鱼肉蔬菜，工部局在1892年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虹口菜场。公共租界在1896年开设了屠宰场，对食用肉类进行检疫。
    为了使公共卫生管理法制化，工部局颁布了一系列管理条例，其中《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42条，涉及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5款66条，涉及牛奶棚、洗衣作、买肉铺摊、野味及鸡鸭铺摊、猪肉铺（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法租界也有类似规章（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这些规章，详细而周密地规定了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处理办法、卫生检疫费用、罚款数额等。
    传染病曾经严重袭击上海。1863年上海流行霍乱，仅7月14日一天，上海市区就有1500多人死于此病。上海随后加强对流行病的预防，仁济医院等作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90年代，当鼠疫在广州、香港、牛庄和日本等地流行以后，上海租界采取严格的检疫和防卫措施。上海海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注：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1897年，吴淞口外的崇宝沙卫生站，检查了422艘船只，55589人次，相当数量的旅客被留站观察（注：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上海华界在20世纪初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诸方面，将租界的一套移植过去，并在食品检疫、预防流行病等方面与租界合作。这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走在全国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