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就是研究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手段（方法论）在适应政治目的之过程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是研究他如何通过对中国从封建制度在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打击、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国力衰败的原因和方式，社会动荡和文化动荡中保守与前卫的冲突等等诸多方面综合成一种由可衡估的物质力量凝聚而成的思想意识和可操作的革命动力源。先是以此唤起民众树立摧毁帝制的反叛情绪；然后作为抨击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的利器；最终，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下唤醒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工人政党的催化剂。国势调查，按照陈独秀“从康党、乱党到共产党”的轨迹，是他从辩证唯物论走向历史唯物论的桥梁。
    一、前陈独秀时代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作为中国托派领袖和他的10位同志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20日第三次开庭审讯后， 陈独秀写了《辩诉状》以抗议国民政府法院将实行的有罪判决。《辩诉状》是由下面一段综述他革命经历开始的：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予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所转变也。（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315页。本论文所引陈独秀著作除注明外全部引自该版，只注明卷数和所引文章的标题页码。）
    如若我们把出狱后的陈独秀实际上已经被扭曲了的政治权势抛弃在社会运动之外，1933年的《辩诉状》所言“予今三十余年”等于是他为革命“奔走呼号”一生的全部，往后的九年光景“白日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不堪言了。
    大概也正由于扭曲了的政治权势至今影响犹存，因此《辩诉状》的深厚的历史意蕴没有引起重视。《辩诉状》中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诉说的虽然是陈独秀自述的革命行状，恰恰是中国近代史向现代史迈进的分期，也即是说陈独秀以“五四”为迄为起“奔走呼号”的历史正是中国社会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资产阶级新民主革命转化的里程碑。陈独秀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现代走向与二十世纪国际工人运动接轨的一个象征。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述及中国近代革命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数十年无数志士仁人努力改变中国的革命理想和行动统归于失败，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影响远及到了中国时指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终于使旧民主革命最后一位成功地推翻封建帝王制度却失败于“三民主义”立国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在说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历史演义上--孙中山找到的就是陈独秀。本论文从此谈起。
    1920年11月21日下午三时，上海机器工会届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孙中山以及杨明斋戴季陶胡汉民等应邀参加。会上，孙中山和陈独秀各自作了维护政党利益的演讲。当时广州政局对孙中山国民党有利。孙中山寄于“护法”厚望的粤军军魁陈炯明于11月8日进驻广州，孙中山即将赴穗组建“护法政府”， 以此肇始完成民国统一大业。也许正因如此，孙中山的情绪特别昂扬，他一气讲了两个钟点“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而归于三民主义。”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注：《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针锋麦芒各不相让。不论你是否认同，机器工会成立大会正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然而，就1920年冬季形势，由孙中山及其政党占据上势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呢？原因么，说来也很简单，孙中山还没有走到“绝望”的境地，甚至非常乐观。这位“非常大总统”的战略是绥靖两广向湘鄂赣皖发展胜利，然后挥师北进完成北伐，使史称“第二次护法”成功。他和他的谋士们的决策不谓不精，但这个精当的决策系于陈炯明一身。陈炯明能“不负‘孙’望”吗？是不是玄了点儿。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看得最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独秀。他在给吴廷康（维琴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质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注：《陈独秀致吴廷康信 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36页。）。陈独秀不是刘伯温，他是经过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二次护法时期（1920年冬至1921年冬）南方的以陈炯明为首的各派系军阀群体，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貌合神离的骑墙态度（及幕后操纵的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倾向）中预测出，从纯军事的角度孙已远不是陈的对手；就是在政治上，孙中山亦已失势。事态的发展果不出陈独秀所料，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炮轰孙中山住宅炮轰军政府，使孙中山护法大业彻底失败。后来孙中山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沉痛地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频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其原因虽不一，而究竟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注：引自《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上卷第448页。）孙中山对失败的教训不谓不沉痛，但却不是肯綮历史的总结。有一部孙中山的传记在总结二次护法败于陈炯明时写道：“孙中山的实践说明，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不依靠人民群众，单纯地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注：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第239页。） 虽然为是役找到了一个用军阀亲疏关系解决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革命“老办法”断无成功希望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还是现象史学，尚不能算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分析。
    孙中山在已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辛亥十月武昌首义迫使清帝逊位，已经到了尽头。这里不存在失败的问题。问题在于辛亥革命后，他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中华民国即将面临的新的革命对象时能够获得成功的新的革命机制。历史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在躁动着红色风暴的本世纪第一、二两个十年代，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从内容到形式全都落伍了。军阀，是民国四分五裂的根源，究其本质是清朝中央极权失控后山头政治崛起的军事支撑。民国后，军阀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势力执行奴役中国的新的统治方式和施政手段。其中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辛亥革命前，从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中国大门起，殖民主义者是直接武装侵略，是外国人打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列强为适应民国“独立”的国体而改变殖民方式，就是自己隐在幕后，培植山头政治的支撑，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维护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这就是派系宗门多头的军阀割据。英美德日俄等老牌帝国殖民者均如此。十月革命后已经宣告前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皆无效后的新俄红色政府也曾利用军阀割据的格局、区域局势，要求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做诸如“联吴（佩孚）疏孙（中山）”、策反东北军郭松龄部、联络冯玉祥部之类离间军阀的工作，以保护彼在远东的国土安全，--当然这是别一性质的研究课题（注：参见马林（斯内夫利特）与伊罗生的谈话，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参见《西湖会议及其它》，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第213页。），此地提一笔则是欲说明，中国的军阀是一群无政治目的却有政治野心的无特操的武夫，“用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到头来军阀们全都为的是自身利益，说与谁翻脸就翻脸。1922年初的两广湘鄂赣的军阀中能明哲保身不倒戈伐孙就算是好样的，余皆投诚当年如日中天的陈炯明，致使孙中山不仅毁了事业也毁了身心。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半殖民地强大的外资包围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可谓呕心沥血真够坚强的，也是到了绝望的境地才使他“觉悟到老办法应当改变，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注：参见马林（斯内夫利特）与伊罗生的谈话，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参见《西湖会议及其它》，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39页。）。
    这“新的力量”这“新的道路”，始于陈独秀足下。孙中山早就知道俄国革命、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甚至在“五四”运动尚未发生之前，新生的俄国为了绥靖亚洲国土白匪骚扰，在谋求朋友时曾试探过孙中山。孙中山作为倾向欧美资产阶级立国的革命家当然不会轻易与新俄结盟（注：可参阅《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关于《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5年4月第1版）第174页。）。直到陈炯明叛变之后才被迫与中共联手北伐。这并不意外，孙中山从1894年兴中会起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联俄”“联共”不是“老办法”的改变，而是涉及到孙中山的宗旨、决策和宇宙观的质变。谁都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新的力量”由马克思主义者凝聚成，“新的道路”其终极目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两造之间阻隔着一个问题：国共合作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的走向如何？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时军事北伐尚未开始，不可枉加测度。国民党不论谁任党魁，三民主义不论旧或新，它最终要实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要达到此目的则是该党宗旨。一如共产党的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政党理论的层面上看全都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和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都面临着“北伐之后怎么办”这个严峻的问题。历来，传统研究是国共合作被蒋介石“四一二”叛变而破裂，使中国陷入十年（1927-1936）内战的深渊。这说法当然没错，但那是中共从国共合作完成中山先生遗愿所言。从国民党的立场，是无所谓“叛变”的，它之与共产党本来就是临时合作关系。“叛变”之于中共，在吃国民党之亏以前，就有过吴佩孚“叛变”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联吴疏孙”策略失败酿成“二七”惨案的教训（注：关于这项研究请参阅《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0～13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另一研究渠道：从“二次革命论”这个命题谈起，看看能不能得出新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