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两党都面临着“二次革命论”的命题
    当孙中山被陈炯明的炮火轰回上海的1922年8月， 陈独秀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373页。），对他已经预测到“孙恐不能制陈”（注： 《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5页。）后的中国国情，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并联系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这么一个地缘性质的政治结论：
    在产业幼稚的东方……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量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
    可以认为这正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大前提。在此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从“封建阶级”（军阀政治）手中夺回国家统治权。文中陈独秀对中国三种经济状况即农业、城市手工业和沿海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致使农民破产拥入城市谋生，手工业生产被毁于外国机器制造品，而“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与外资竞争。”与日渐萎顿的经济形势相应的政治状况，一是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手段包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政治奴役，总税务司操纵大部分政府财政权，领事裁判和驻军权，以及海关、邮政和大部分铁路交通权沦入外人等等，“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其二是军阀割据、扰乱和互斗的战祸殃及全国；三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现”。接着指出，“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是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根据以上分析所得，陈独秀认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两段路程：第一段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之争斗。”很明显这是从阶级斗争从无产阶级政党立场上分析出的“两段路程”。国民党“萎弱”，无产阶级“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时期还未成功”，两个负等于一个正。中共欲在帮助国民党完成“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荡平军阀统治中转向为本阶级利益争斗的第二段路程。因此陈独秀强调第一阶段的斗争可以有“双重的意义”即“不但能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从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看来在未脱尽农耕社会生产力的中国，在打倒封建军阀铲除殖民奴役的第一阶段双方是互为依存的。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前一个月，即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已经结束，作出了两个重要决议，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要联合对象的“民主联合阵线”决议案，一个是中共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向已经作为指令下达给了中共（注： 《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21、122页上两个文件。）。因此，当孙中山在找新的力量新的道路时，中共也已经向他招手了。说一句轻松之言，国共合作北伐是“劳资两利”之举。
    然而劳和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党是利用第一阶段的成功向第二阶段发展；就是按照党的决策把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国民党呢？资产阶级革命无所谓新或旧，只有步骤的先和后。荡平了军阀乱华，已经没有什么项目可与中共合作了。于是国共双方都在准备继续革命的第二步。正是在这转折关头，国民党不待北伐胜利而是乘有胜利把握之机，领先一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继而挫败了共产国际、中共（陈独秀可以不计在内）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三方力保的武汉政府，赢得了“七一五”宁汉合流，终于建立了中华民国，两次革命（北伐胜利摧毁军阀封建割据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上实现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次成功。这是连共产国际都未曾料到的一步死棋。因此，可以说是“四一二”国共分裂使陈独秀在《目前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关于中国革命“两段路程”的设想产生了断层。根据时局的发展、共产国际推卸国共合作期间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责任、陈独秀笃信托洛茨基理论，加上扭曲了的政治权势（立三路线开始的中共党内极左路线），终于使陈独秀厘定的基本符合中共决策中国革命“两段路程”（或说是两步走）的理论，被曲解成“二次革命论”。以上的研究，不敢说是对1927年国共分裂提出新的历史分析或理论依据，我们只是提出中国革命在深化（即资产阶级革命从旧向新转化）过程中，国共合作必然分裂的研究导向，从而得以淡化“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