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由于资料的缺乏，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或者笔者已经见到的资料，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恐怕要上溯到本世纪初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比如1903年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说到“运广长舌”。“广长舌”（宣传），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911年“大逆事件”中被处绞刑的幸德秋水就曾经写过宣传社会主义的《广长舌》（注：据资料此书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出版过，笔者未见，立此备查。）。当时以及1914年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参加《甲寅》杂志与李大钊订交。这几年正是日本马克思主义传布热时期，已经出现了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潜、河上肇、山川均、堺利彦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颇多马克思主义学研师生。陈独秀回国不久创办《青年杂志》写《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就写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可以武断地说：此时陈独秀钻研此门学问已能品味出由此而使“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的张力。当然以上所说，猜测多于考证。猜测，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但诱惑笔者非猜测不可的原因是陈独秀1920年年底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有些在当时还属新闻圈内事）时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仅以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页。），文中大量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共运，第二国际史，以及直到陈独秀演讲的当时发生的国际共运的风风雨雨，如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俄共（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和矛盾；涉及到“柯祖基（今译考茨基--引者）著书大肆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并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以反驳考茨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批判了导致第二国际分裂的原因之一的“伯伦斯泰因的修正派”（今译伯恩斯坦）进而提到《共产党宣言》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肯定了列宁也肯定了“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史料和从史料结合他对中国共运的分析得出的感想或结论，比如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议会迷时，就明确指出，“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当发达的”。在陈独秀中共建党时期所作的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的大量文章，若《社会主义批评》如此透辟的研究亦属少见。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令人感到此文的理论感召力，此文可以说是中共建党时期的重要文献。诚然以今之信息量和理论，文中有些观念已陈旧，有些则为当今更科学的分类及其研究方法所替代，但仍不失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共运史的经典论文。
    关于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列宁与十月革命，研究本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兴衰等等方面的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没有留下对此项涉及到这位中共领袖如此重要的知识结构的史料或口碑文字，距所谓“全面研究”不啻十万八千里。就笔者了解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成为一个学科的话）方面，只有两个当时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出了一点儿情况，算是旁证。
    一个是包惠僧，他是时在广东的陈独秀委托他作代表在上海参加一大，也是孤苦伶仃死在石墙院板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见到的只能说是曾经参加过中共的“群众”。他曾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谈起过1921年9月他陪同陈独秀乘船回上海途中， 曾就中国进行共运的事谈了一些意见给包惠僧的印象是：“陈独秀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们多，他有读书的修养，也有办法找到书。”（注：载《“一大”前后（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82页。）在别一处包还说陈独秀“好比是书箱子”。但“书箱子”里藏了多少马列著作，他没有说明，很是遗憾，但总算说出爱读并能找到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比谁都读得多，还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个是李达，他的回忆比较具体，却与包惠僧不同。他在回忆一大时说起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时，指出：“他（指陈独秀--引者）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懂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论文是动听的，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响导》上署他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6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 不研究马列主义”（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50页。）这些话出于一大代表李达笔下其分量之重是不必掂量的，他是当年负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几位理论家之一，曾经写过诸如《马克思还原》《评第四国际》等在当时很起了些作用的论文。李达对陈独秀的“不阅读”马克思著作可信吗？同时，李达还统括地指出：“当时并没有人能把考茨基跟马克思主义分别开来。”“当时大家并不懂得辩证法，被介绍过来的只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应当指出，李达文中无论是对陈独秀对早期中共群体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说得如此低下，是偏见。恰恰就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中把“考茨基跟马克思分别开来”了。陈独秀不仅直接批判考茨基；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对考茨基的“正统派”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因此他才能结合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情况指出“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以作恶的机会罢了。”（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页。）“走俄国人的路”就是陈独秀研究十月革命使国际共运分成两大派之后才定下中国党要走俄国党的路的决策（注：文中“两大派”，概指第二国际分裂，十月革命之后，第三国际成立。国际共运分成走武装斗争（即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道路。）。
    风雨80年逝者如斯夫，先辈们早已魂兮蓝天任人评说。笔者一家之言，能从孙中山的“老办法”讲到陈独秀开辟中国革命新纪元，也算是历史的天空正在晴朗、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