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4年3月5日，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其中征答心目中的大人物一档，其结果：孙中山第一，陈独秀第二。国共两党可谓旗鼓相当。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量”未必代表“大众”，但是从北京大学垂范全国政治运动；国民党一大刚开毕，孙中山筹划北上；北方政府尚未敢暴露“反动”（注：被选的名单中有段祺瑞、吴佩孚。）；包括当时最强的军阀张作霖都有所收敛。全国处在新的革命酝酿期，因此可以认为此次民意测量客观地体现了一种思潮，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及其国民运动的决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已经被认同，产生了举国共识的领袖。从党派纪年决断，国民党孙中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最后是在中共和共产国际（说是苏俄政府更较贴切）的扶正下才“达到此目的”。而共产党陈独秀从“五四”运动，从上海北京首建共产主义小组到1924年才五年光景。这么排比，不在乎于争后来者居上，在于证明中国革命已经不是国民党弄潮的时代，已经让给了代表新生革命力量的中共。尽管之后又经历了足足四分之一世纪（1924-1949）才拼出胜负。但诚如围棋高手一样三步棋下足，乾坤已定矣。那么，陈独秀及中共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答此问题，诚非易事，粗放地说是滥觞于陈独秀调整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成功后国际时局及时调整中国革命决策成立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是成功的关键。
    “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况有所变动，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这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29页。）中提出的一句名言。如若我们把这句话演绎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思考中国问题，在1915年上，未免嫌涉拔高陈独秀之虞，却也未必空穴来风，但是用当时规范世界进步的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思考中国问题，使中国能迅速步入由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社会，这一陈独秀的思想飞跃，确实带动了中国革命的飞跃。既然我们已经写到《新青年》创刊时期陈独秀思想的飞跃，就从此下续可也。
    在我看来，《敬告青年》虽然未脱尽旧民主革命遗留，但掀起新民主革命的方法，是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所谓“未脱尽”云云，有如下之言证明：“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话中明显留有《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想履痕。所谓“掀起”云云，有如下之言证之：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这一段话简直可以传之当今亦能视为外交原则，证明陈独秀立下了办中国的事要参与世界的原则，只剩下如何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国共订交合作（1911-1924）之间的教训，在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的世界格局中，选择加盟哪一极的问题。显然，孙中山的失败，增强了陈独秀等一批新兴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速度和决心。当然《敬告青年》此文不具有阶级色彩，是关乎民族兴旺的共识。胡适就特别欣赏此文中找出的六条“是”和“非”，说这是陈独秀的“基本革命的信条”（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册第289页。）。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稳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细细品味陈独秀这六条极其精辟的解释，中国走向现代化已尽于斯矣。也正是这篇文告中，他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还说科学与人权“若车之有两轮焉”。不久，就成为猎猎飘于全国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两面惊世骇俗的大旗。应当说这是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最高思想境界给予中国现代化运动最对症的一帖良药。于是我们从《辩诉状》自述的分期验证，前期时间虽短（1915-1918），不遗余力呼唤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却很有成效，其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是大力介绍法国大革命；另一就是灌输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这方面的论文译作不少，就《青年杂志》创刊号陈独秀就有一作一译：即论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版） 第1卷第136页。），译述《现代文明史》（法国文学博士薛纽伯作）（注：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 笔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 1954年8月影印本。），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重点介绍了法国对近代文明的“使人心就会划然一新”的三大贡献：“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篇论文对于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冲击力在于介绍《人权宣言》时强调“民主之社会”首义是“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与此同时他未忘记介绍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关于财产之不平等”这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源。证明陈独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阶级偏见。此文横空出世在国人面前的是，在详细介绍法国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这里我用的是现代译名）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 提到了马克思， 曰“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 ）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说，发挥而广大之。”马克斯学说一出“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这是1915年9月， 陈独秀已经把遥远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通过《青年杂志》引起民众注意别一种救国之道。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可见创办《青年杂志》一开始，陈独秀的知识结构和预期的媒介内容中已经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思想异常活跃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出《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彭德尊作）（注：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笔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8月影印本。又，《新青年》刊物无连续页码。这是我国早期刊物的通例。），为了引起国人的关注，还把这位美国钢铁巨子的肖像选为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卡内基（1835-1919）几乎成为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新兴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偶像。因此似乎不必在此多讲些什么，倒是可以从1915年的肯定，1949年之后的否定，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复又肯定卡内基事业的曲折过程中折射出一些值得发人深思的教训，是不是因此而需要补一补因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力而造成我国经济长期处在农耕社会低生产力水平上的种种弊端这门课，当然这又是别一棘手的学问了。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肯定1915年起陈独秀团结了一批统括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类中的各路专家学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从彻底批判孔子为代表的封建制度文化哲学开始，很快转向介绍西方进步学说，从文学革命到工业救国，从实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由此引发起以知识分子为中轴的社会各阶层各路思想产生躁动、冲撞、对抗，以及官方对即将来临的红色风暴和陈独秀这个人的恐惧感，全都证明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革命力量已经聚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