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过去告别，起步于国势调查，引进科学和民主观使革命思路质变
    （一）
    当无产阶级利益被资产阶级的法律侵害时，法庭就是宣告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的论坛。陈独秀的《辩诉状》、有罪判决后的《上诉状》及他在法庭上的数次即时抗辩，如同1848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中，马克思围绕着《新莱茵报》事件在科伦法庭审判中多次辩论和抗诉，同样光彩夺人。事后陈独秀把这次法庭判抗双方的主要文件和言论编成《陈案书状汇录》交汪原放出版（注：《陈案书状汇录》内收《检察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答中央日报》和《江苏高院判决书》等六篇（无出版处所，无版权说明）曾被上海一些大学法学系师生争相传阅甚至作为案例上课堂教研。）。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论人们对陈独秀一生持何看法，他作为托派领袖被捕在有罪判决全过程中留下的这部判案记录，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唯一的法庭斗争文献，将和之前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之后的季米特洛夫1933年就“国会纵火案”诬陷德国共产党一事在莱比锡法庭上抗辩的《控诉法西斯》等在关键时刻利用敌人的法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同样光辉。
    《辩诉状》中陈独秀毫不隐讳地公开宣告组织共产党的原因：“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始可得而期”。可见，共产主义运动不只内容不同以往，形式亦有别于过去的革命手段。它行的是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两个联合的自下而上掀起“革命怒潮”的群众运动。
    近代中国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除康梁变法是傍一个开明皇帝搞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之外，它如吴樾炸五大臣，尤其是孙中山从1895年陆皓东广州暴动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行的都是法国布朗基主义派或极端无政府主义者阴谋学派的暴动或暗杀恐怖活动。历史遗憾地证明，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寡头经济造成寡头政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公安镇压工人阶级并迫使农村破产的时代，靠一群精英集聚一批猛士“实行以血购自自的大业”（《辩诉状》中语），诚如列宁所言是“暴动儿戏”，陈独秀对孙中山所言“十次起义，十次失败”亦视之为英雄孤胆无畏牺牲，是上世纪末带国际性质的革命风气。在中国表现尤烈，甚至连大儒蔡元培亦深信秀才造反不成而组织暗杀团并秘密制造炸弹，办了好一阵子《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亦风魔过阴谋学派，组织纯军事行动的密党岳王会，参加暗杀团，被蔡公称为“中国第一炸弹”的制造有陈独秀身影，吴樾抱着这枚炸弹去北京行事前陈独秀为之壮行……陈独秀清醒之处在于他与前辈或侪辈投入同样革命风潮，在感受失败后，能即时别谋革命之路。
    历史已经飞逝而达二十世纪末，以今之观点回眸世纪初，就可发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而成熟于康梁变法时期的革命家中，陈独秀是最早从帝国主义侵略国力积弱的过程入手研究唤起民众，思考自下而上革命内容和方法的先觉者之一。
    以他写于1897年的《扬子江形势略论》，令读者对他的长江地势地貌的考察，详确的军防攻守之设计等实务研究叹为观止的同时，从文中在“若遇外侮必备下游”之外还有“若防内乱必据上游”一说（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页。），最后又提出写此论文的宗旨是“略述沿江形势，举办之端，是引领我国政府”等内容，虽与第二年“戊戌变法”的“引领”内容不同，但不是为推翻政府，是为维护政府而献策是一致的。也许这就是陈独秀的“康党”时期罢。令人欣慰的是这篇谈论长江防守的军事论文中透露出作者忧国家沦入列国强权政治之下：“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殖民经济掠夺遍及全国写得如此详细，并直接指出“万一不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看来，作者关心“外遇”无论从质从量都要强于“内乱”。这正是他六年后拒俄运动时声嘶力竭爱国主义的前兆。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为铲除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的劣根性“据仆之意，有三要件”，一是消息，二是思想，三是体魄。其中第二要件很有意思：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心，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3页。）
    这一条的中心意思是说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反复进行宣传工作（“运广长舌”）就能拨动众生的爱国心。如何“拨动”，他是从国势调查入手的。一是收集列强殖民政治奴役从签订不平等条约到外资掠夺的事实昭告世人，以提高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情绪并抨击朝政卖国苟延；再是提倡实业，提高农工商的经济意识，由于是地方刊物，还特别提出“徽班”经商意识“全望徽班大发其财”（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第十一门行情”。 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25页。）。前者是促进全民提高政治素质，后者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萌发资本主义实业救国意识。主要表现在《安徽俗话报》的办刊宗旨和出现在报上的国势调查地矿企业发展一类的文章中。陈独秀在俗话报上第一篇文章《瓜分中国》（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27页。）详细地列举出俄英德法日意诸国瓜分中国的例子，以此斥责政府昏庸无能和清军在洋枪洋炮前不堪一击的军心军防，提出了最有力最广泛的团结以内抵卖国政策外御列强侵略。他在《论安徽的矿务》《说国家》《亡国篇》等论文中（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31、55、67页。），显示出国势调查的功力和科学求实精神。
    国势调查，物质变精神，在分七次刊登完的《亡国篇》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文中列举全国连贯东南沿海并深向中州、云贵边陲二十多条铁路和九省十四个大型煤矿落入洋人之手，轻重工业及其农林牧资源和能源大部分为外国资本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受钳制得不到发展，还列出关系到国家权政的治外法权、国防权、航路权和关税权等等数据资料详尽充足，简直可以说是国情咨询方面的统计学论文。但是结论不是交待数据，是用坐实的数据“运广长舌”宣告，改朝换代不算亡国，帝国列强用大炮使中国屈服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则足以证明“现在的国势，朝廷官吏，虽说还在，国却算是世界上一个亡国了。”当时，还没有对这种皇帝统治下国土沦丧，经济命脉基本上被列强所控制的国势造出一个“半殖民地”的政治词汇，但这个词汇的性质已被陈独秀锁定。连同《恶俗篇》（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9页。）等反对宗法家族专制，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撩拨着广大青年身心之火，当把外国的“退婚法”介绍入国，被卫道者和封建统治阶级所千刀万剐的资产阶级人权观真地起到了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其煽动力之大，一下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脊梁--青年，陈独秀的革新思想和方法开始向“乱党”发展。
    在国势调查国情分析方面突出事例不少，但有一个项目令笔者都感到意外，为引起读者的兴趣，不妨用一个现代术语将问题点破，那就是“中外合资”办企业。看看距今九十多年前陈独秀是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个被时人斥为“开门揖盗”“勾结洋人”的经济行为的。
    发表在《俗话报》第二期上的《安徽的煤矿》（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5页。），该文以煤矿地点、投资金额和是否“和洋人合资”等三个调查项目，列全省九县一州22处（其中繁昌县为外省投资不计）煤矿中有17处“或全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独资矿业占不足四分之一。陈独秀指出，这是下受阻于山民乡农迷信风水，开山挖矿“挖断了他家的祖坟的来龙”，于是“便无形无理的蛮闹”，使之停业；再是上阻于“做官人无不百般刁难，总以滋生事端四字批驳不准”。上下夹击使有志于发展矿业的资本家只得被迫“勾结”上下都惧怕的“洋人”。“于是或卖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表面上看起来似是国人屈服于殖民政治，不免“开门揖盗”之虞。陈独秀却能透过表层看实质，认为与其说是被洋人奴役，不如认为是封建迷信和贪官污吏阻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三重压迫--封建保守、官僚欺诈和外资剥削的生动写照，也即是被陈独秀认为中国穷人和有钱绅士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可以团结抵御内外之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于是细致调查认真分析结果就倾斜于“勾结洋人开矿的人”一方。并为之辩解说，如若“不是被乡下人和做官的逼迫不能不如此，也未必肯白送钱给洋人”。这就是辩证法，道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约下畸形发展求生于夹缝中的窘境。
    写到此，我们还应提到两年前陈独秀在拒俄运动组织爱国会时提出的“五条戒约”中的一条：“戒盲昧仇洋”（注：《安徽爱国社拟章》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7页。）。这一条戒约在今天看来实在太过平常，然而在帝国列强殖民压迫使举国仇洋、义和团运动冲击波犹存的1903年，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简直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是他日后组建革命政党提出国内劳苦大众团结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把在地下运行的火种。把群起而攻之的“勾结洋人”比之为如今的“中外合资”自然近乎荒唐，但认可“勾结洋人”办实业的思想能在陈独秀脑海中萌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在本世纪初已经在日本经历过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进步国势强盛的陈独秀，此时已经确立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现代思想。在中国，撞倒在封建农耕社会保守思想的土墙上的政治家，较之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撞倒在钢板上者，要多得多的多。
    陈独秀这一时期（1903-1907）“运广长舌”工作，对于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实际效应并不大，因为受制于洋务运动、君主立宪或恐怖主义运动的社会总体思潮，实亦情理之中。1898年戊戍政变，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被六君子暴尸菜市口所怔住，康梁出走，以舆论革命为己任的《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因此瘐死狱中，章士钊等一批知识分子亡命日本，孙中山虽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暴动，但既无实效又无大的社会震动， 暴动失败后的镇压反倒滋长了清廷的嚣张气焰。1907年徐锡麟被枪决和朱蕴山法场陪绑，尤其是秋瑾被斫于绍兴，继之辛亥革命虽胜但元勋下野，讨袁失败，陈独秀本人险遭不测，到陈英士被暗杀……客观上造成的白色恐怖，连老是处在怒发冲冠中的陈独秀也不免气馁。“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加上辛亥之后，殖民主义列强隐入各派军阀背后作乱，革命面临新的考验和政党政治的再决策，同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化分化合使战争阴云密布，远处又响起红色风暴……这一切冲击着每个有志于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陈独秀也走到了决断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回顾往事，1903年《安徽爱国会》中“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历经十年沧桑，不仅“服”了，而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于1914年写出绝望至极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 版）第1卷第113页。），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如已经亡于英国的印度和亡于日本的朝鲜，也不及已经无国可亡的犹太人，于国内，竟然写出“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真是匪夷所思。知识分子失望于辛亥革命改国号不改实质，怒袁世凯变天复辟的群詈声中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莫甚于此。这引起了李大钊的不安，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上册第145页。）规劝其不必如此悲观于中国之前程，章士钊亦因陈独秀此文被读者斥为卖国心声而撰文为之辩解。
    其实，老友章士钊新交李大钊多虑了。陈独秀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振愤极而发的气话。剔除气急败坏失察之言，《爱国心与自觉心》可以说是一篇发愤再造民国的檄文。文中，陈独秀仍以十分理智的统计学手段分析内忧外患的国情，列出大量事实，证明1914年的中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这是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在成长中必然产生的对旧国家机器的排斥心态。因此陈独秀在文中不只开出有期望值的治本药方，更提出了一项他即将开始的救国之本的工程：“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接着找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革命一再失败至于亡国边缘的一种新的解释：“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症结仍在启发“国民之智力”。陈独秀在本世纪初讲的这席话，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今天，读来亦感到新鲜。
    1914年是陈独秀告别过去起步未来的一个里程纪年，应当指出，理解这一转折的首推胡适，他就当时的政局和陈独秀即将开始运作的事业，指出：“陈先生是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册第289 页。）当然，胡适文中的“文化思想”革命，不会是日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滥觞，其实陈独秀自己也不会猜测未来的走向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之路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文化革命以启人智，不论如何解释都是正确的。
    阻隔了一年的历史，在袁世凯称帝的中国最黑暗的1915年12月之前的9月，震撼二十世纪中国的《青年杂志》创刊了。 陈独秀步入从乱党走向共产党的苦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