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格雷戈里之后几个世纪中克洛维形象的有限变化
        虽然说格雷戈里为后人留下的第一幅比较完整的克洛维画像与“原始状态”的克洛维相比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从创作学的角度说，它却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原型”。在随后的六、七百年中，即从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经加洛林王朝（751-987年）一直到卡佩王朝（987-1328年）中后期，在名目繁多的各种编年史著作中，有关克洛维的记载大都承袭了格雷戈里的衣钵。当然，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善于想象、勤于加工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们也为克洛维的图谱增补了一些新的元素。
        首先，创造了一些新的“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公元660年左右出现的以“佛莱德加”（Fredegar）⑧ 名义流传下来的《法兰克人史》（Gesta francorum）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在有关克洛维迎娶勃艮第落难公主克洛提尔德（Clotild）为王后的故事中，格雷戈里在自己的著作中只是说“派遣使臣”前往勃艮第王国商谈婚娶事宜，至于这个使臣是谁，格雷戈里并未明言（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而“佛莱德加”的《法兰克人史》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它煞有介事地声称这个使臣的名字是“奥雷里安”（Aurelian），而且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奥雷里安”将克洛维的订婚戒指送给勃艮第公主的过程。
        其次，将克洛维与更多的圣徒联系在一起：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克洛维已与不少圣徒产生过灵性上的交往并与不少在世的教会人士有过信仰上的合作，而且克洛维因此而受益匪浅。格雷戈里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认为克洛维应当得到更多的圣徒和教会人士的惠助。“佛莱德加”为之增添了圣帕特努斯（Saint Paternus），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为之增添了圣马克西米努斯（Saint Maximinus）、圣塞维里努斯（Saint Severinus）、圣迪奥达图斯（Saint Deodatus）等人，卡佩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又为之增添了圣莱加鲁斯（Saint Regalus）、圣萨塞尔多斯（Saint Saserdos）以及圣尼奥那尔（Saint Leonard）等人。[7] （P72）
        再次，为克洛维故事点缀上极度奇特的神话：在宗教神学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世纪西欧社会，灵异观念是人们的思维常态，如果没有了“神奇”，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就失去了依托。在这一方面，格雷戈里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在今人看来纯属荒诞不经的离奇故事，其后的教会历史学家们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诸多新编神话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或许当数“圣油瓶”（la sainte ampoule）的故事，其基本内容是：在兰斯大教堂，主教圣雷米为克洛维举行入教洗礼仪式，然后又为其举行加冕仪式，就在此时，一只鸽子口衔内装“圣油”⑨ 的水晶小瓶从天而至；克洛维因此而受敷上帝之油，这也意味着克洛维的入教与加冕得到了上帝的特别认可。这一神话故事最初只是偶尔流传于民间，到公元9世纪，兰斯大主教安克马尔（Hincmar, 806? -882年）终于将之作为“真理”而进行了详细论证。⑩ 到了13世纪后期，圣德尼修道院修士普里玛（Primat）又将这一神话当作“信史”而纳入了《法兰西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从而使得“圣油瓶”的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法兰西全境传播开来。（11） 自此以后，“圣油瓶”变成了法兰西王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以上所述的各种现象可以看出，在克洛维原始形象基本定型以后一直到13世纪中后期之前，中世纪史家们在克洛维传奇上有了一些添枝加叶的扩展，在对克洛维个性特征的描述上也呈逐渐软化之势，而不再像格雷戈里当年那样对克洛维的“恶性”做过多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克洛维的形象虽然已经开始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恐惧，但是其总体形象并未产生根本的改变。首先，克洛维仍然是一位受恩于圣徒的凡夫俗子，他本人并不能像圣徒那样创造“奇迹”、施惠于人；虽然有一些修道院已经开始声称克洛维是他们的“恩人”，但其颂辞往往也就是限于“克洛维是某某修院的创建者”、“克洛维给予某某修院以厚礼和特权”云云，而没有赋予克洛维以任何的特异功能。[8] （P157-161）其次，克洛维仍然是一位以武功而闻名的征服者乃至侵略者，其“合法的”领地原本仅仅就是高卢西北端的那一块狭小的地盘，高卢地区的其他各个政权与“克洛维王国”并无任何的从属关系。但是，克洛维对领土的欲望是巨大的，通过各种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他将周边的各王国一一消灭从而成为整个高卢地区的霸主。12世纪初，教会史家于格·德·弗勒里（Hugues de Fleury, 1114年去世）仍有这样的评述：“法兰西国王克洛维侵入了阿奎丹（Aquitaine），因为他想扩展他的王国。”13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大编年史》对克洛维的军事征服行动亦无讳言：“他因战斗而高贵，他因胜利而光荣”。[7] （P74，71）然而，随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趋于成型，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本为“凡人”“武士”的克洛维却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历程，一个丰满、完美且神圣的克洛维形象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克洛维的形象更新（中世纪晚期）
        从价值取向上说，“次生态历史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其他各种历史现象的阐释或演绎大都具有相应的感情色彩，要么倾向于褒，要么倾向于贬，对原生态历史的绝对意义上的“中性”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某些史家们的美好设想。对克洛维这样的历史人物而言，不论中世纪初期的格雷戈里将他描绘得多么的欺骗成癖、暴烈成性，也不论近现代法国左翼人士（特别是反教权人士）对他是多么的不屑一顾，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就是：在中世纪晚期，即当初步发展起来的法兰西王权有必要也有能力为王权的“伟大形象”进一步涂脂抹粉的时候，克洛维的一切劣行几乎全被隐去，同时，他的各种德行又被无限放大，其中有些内容更属无中生有。其结果就是，克洛维不仅成为一位百无一瑕的明君贤王，而且还成为一位“得道成仙”的伟大圣徒，同时还被视为法兰西国家的缔造者和总设计师；相应地，克洛维治下的法兰克（法兰西）已经处于一种理想的状态，法兰克在当时就已成为受人仰慕的“和平与正义之岛”。关于克洛维历史形象在中世纪晚期的这一转化历程，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
        1. 个人特征的具象化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一个历史人物被当作偶像来崇拜之时，人们便会有意无意地从外在形象上对之进行美化，而不管其原始面貌究竟如何。可以说，即便克洛维的长相原本有如凶神恶煞，历史的长河与时代的需要也会将之冲磨得冰清玉洁。不过，关于克洛维的个人形象，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并未给后人留下任何的原始信息，即便是格雷戈里那本以文学想象著称的《法兰克人史》也未在这一方面展开演绎。对于“次生态历史”而言，原始信息的缺失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它可以给后来的创造者省去“破”的麻烦，而只须“立”便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