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史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片历史的旷野上对克洛维展开形象塑造工程的。比如，有些史书注重其体貌特征：13世纪晚期成书的《法兰西大编年史》称，克洛维具有“高贵的面部表情”，其目光更是显得“自信而自得”；15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罗贝尔·加甘（Robert Gaguin, 1425/1433? -1501/1502? ）称，克洛维体格匀称，摄人心魄；后来还有人描绘说，克洛维的长相完美无缺，而且有着一头让人过目难忘的飘逸的长发。[9] （No. 10142, fol. 5）又如，有些史家注意其禀赋特征：13世纪中前期的历史学家博韦人万桑（Vincent de Beauvais, 1190-1264年）称，克洛维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他不仅勇气十足，而且慷慨大方；16世纪初，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吉约姆·克雷丹（Guillaume Crétin）则称，克洛维通体荣光，多才多艺，而且具有了不起的演说天赋。[9] （No. 17274, fol. 26）另外，有些史家则注重其信仰特征：15世纪时，奥尔良城圣梅斯曼（Saint-Mesmin）修道院的僧侣们声称，克洛维具有神圣的品德，他正直诚实、笃信上帝，而且他对基督教的虔信程度是与日俱增；[10] （No. 6853, fol. 82）在15世纪中叶出现的《史鉴》（Speculum Historiale）中，克洛维则成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感情细腻的国王，他信仰虔诚、心地善良，他不仅尊敬教会人士，而且为贫民提供衣食，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必须颂扬并热爱他的臣民”。[11] （No. 5366, fol. 1）不难看出，在中世纪后期的历史著作中，原先那位蛮性难改的克洛维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德横溢、典雅庄重的历史明星；作为一位出色的国王，克洛维进行了出色的统治，结果当然也就造就了一个出色的国家。
        2. 军事行动的崇高化
        在格雷戈里为后人展示的克洛维“原始形象”中，军事活动占据着中心位置。如前所述，在格雷戈里的眼中，克洛维的此类行为显然具有巧取豪夺、狂砍滥杀、机关算尽的强盗色彩。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当法国的社会政治形势需要将克洛维改造成既像骑士又如僧侣的侠骨柔肠之士的时候，格雷戈里的这个版本显然就不合要求了。对于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对克洛维的形象进行改造似乎并没有多少困难，他们既可不动声色地对那些有损克洛维“美好形象”的历史材料保持缄默、绝口不提，同时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各样的子虚乌有的事情揉进克洛维的画像之中。正如法国史家克莱特·波纳所言，围绕克洛维征战活动所作的“这类描述与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有些史家已开始沉迷于纯粹的胡思乱想之中”。[7] （P73，74）关于中世纪后期法国史家在克洛维问题上的“胡思乱想”，情况较为复杂，在这里，我们只能勾勒一下其大致线索。
        首先，对克洛维的军事活动进行删繁就简，将描述的重心集中于公元496年对阿勒曼尼人的战役上。此役是克洛维宗教信仰的转折点，它既是导致克洛维改变信仰的直接动因，同时又是克洛维改信基督之后开始变得无往而不胜的完美展示。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史书自13世纪中后期以后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名的如多明我会修士贝尔纳·居伊（Bernard Gui, 1261-1331年）的《流年之花》（Flores cronicorum）、15世纪中叶勃艮第编年史家让·芒塞尔（Jehan Mansel）的《历史之花》（La fleur des histoires）、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命人编写的《战争蔷薇》（La rosier des guerres）以及16世纪早期史家菲力普·德·维尼厄尔（Philippe de Vigneulles）的《编年史》（La Chronique）等等。这些史书的总体套路是，对于此役之前的那些杀戮行为，在必要的时候仍可提及，因为它们毕竟发生在克洛维受洗之前，在此期间，无论克洛维是如何的暴烈残酷，似乎都属“情有可原”；相比之下，在其受洗之后的那些“劈头”之事特别是其当政末年那些充满残暴血腥色彩的场面则从史书中一一隐退。史家们将这些有问题的插曲“忘掉”，当然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如果继续将之写进史书，克洛维的道德修行就大有问题了。
        其次，将克洛维描绘成毫无个人野心的上帝“代办”，其一切活动都是在神旨的感召下进行的，都是为了实现上帝为法兰西安排的宏伟规划。例如，14世纪晚期，法国西南部的莫瓦萨克（Moissac）修道院院长艾默里·德·佩拉克（Aimery de Peyrac, 1377-1407年在任）宣称，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之后所进行的那些军事征战已不是从前意义上的那种争霸拓土行为，而是为了履行上帝的意志而与基督教异端展开的护教斗争；这位修道院院长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想象，他曾写道，在武耶战役（Vouillé，507年，克洛维与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之战）之后，醉心于上帝的克洛维还前往圣地耶路撒冷，以进一步完成其神圣使命。[11] （No. 4991 A, fol. 104）既然上帝如此青睐克洛维而克洛维又如此忠心于上帝，那么，克洛维的辉煌业绩也就是神意的体现了。关于这种观念，从当时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在让·芒塞尔《历史之花》中，作者每讲完一个克洛维得胜的故事之后，都以同样的语句作为结尾：“在神意的指引下，这场战役就这么过去了。”[9] （No. 56, fols. 257-260）16世纪初，吉约姆·克雷丹在讲述克洛维的业绩时同样将神意置于头等地位：“这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克洛维乃上帝之友。”[9] （No. 17274, fol. 47）正是在这种“神意”观念的支配下，中世纪后期的有关克洛维的史书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格雷戈里当年杜撰的那些“奇迹”当作绝对真理而大加渲染，不论是指点迷津的雌鹿，还是普瓦提埃的烽火，抑或是昂古莱姆的城墙，[5] （P87，95，97）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克洛维受益于上帝的明证，正因如此，克洛维的一切行为也就成了无可指责的正义之举。
        最后，将克洛维描绘成法兰西领土疆界的设计师，换言之就是，中世纪后期的法兰西疆界自克洛维时期就已形成，它曾经是永恒的，而且将来也是永恒的。从地理概念的沿革来说，“高卢”出现在先，其地域范围稍大于后来的法兰西；“法兰克”出现在后，其地域范围有一个自北向南的扩张过程。自13世纪中叶起，法国历史学家开始强调，高卢和法兰克在地理范围上是重合的，克洛维是法兰克王国的首脑，当然也就是整个高卢地区的最高领袖。博韦人万桑曾言，克洛维“在整个高卢的土地上扩展了自己的王国。”15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战争蔷薇》一书更是将克洛维描绘成高卢地区的天经地义的主人，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在上帝和马丁老爷的帮助下，克洛维将阿拉里克国王（Alaric，西哥特王国国王）赶出了高卢。”[9] （No. 1965, fol. 44）16世纪早期，《高卢古代史》则以不可置疑的语气论证说，“现今的”法兰西王国在克洛维时代即已定型，因为“他的王国范围从里昂一直到布列塔尼，从康布雷（Cambrai）一直至比利牛斯。”[9] （No. 5692, fols. 61-62）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世纪后期，克洛维不仅被视为法兰西王国既有领土的缔造者，而且，当法国对其他土地产生觊觎之心时，克洛维亦可发挥特殊的作用。例如，在15世纪末，法国对其东部边境的洛林和巴尔（Bar）地区存有吞并之意，于是，在这一时期，有人就写了一份《谏书》（Remonstrance），其中声称：“伟大的国王克洛维一世从未被称作什么巴尔公爵，他只拥有‘法兰西国王’这个惟一的称号”，“依据这一称号，（他）当然享有对以上所述领土的权利。”[9] （No. 20793, fol. 317）在这里，克洛维的地盘是可以随着后来的法兰西国家的疆界变化而变化的。中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君主有多大胃口，中世纪早期的克洛维就有多大能量。既然克洛维如此神通，其地位焉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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