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充分理解中世纪后期法国王权之所以要为先人克洛维涂脂抹粉的现实动因。具体而言就是，当时的王朝国家需要“万世一系”的王统理论，当时的政治版图需要“古已有之”的历史支撑，当时的时代精神需要“得自上天”的宗教护佑。正是在现实政治的驱动下，克洛维被树立为尽善尽美的法兰西楷模。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欧世界）历史学的精神风貌。具体来说就是，中世纪历史学与宗教神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只是宗教神学的一个附庸，当时的历史学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宗教神学那种幻听幻觉的天国观念。同时，在中世纪法国，不论是生活在修道院里的编年史家，还是游走在世俗社会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与王权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特立独行的民间历史学家虽有，但终究不占主流。因此说，中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大都带有明显的御用色彩，王室的政治需要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重要指针。正是在这种由现实政治主导一切的社会状态下，克洛维才有可能堂而皇之地由“一介野夫”转变为“至善圣徒”。假如克洛维真的天上有知，假如克洛维真的能看到他在中世纪后期那副雍容华贵的形象，他一定会惊异得目瞪口呆！当然，从法兰西王权在中世纪后期的发展历程及结果来看，克洛维这面独特的旗帜的确发挥了独特的功用，他不仅成为引领法兰西人精神生活的道德楷模，而且成为法兰西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克洛维扮演了一位“功臣”角色，克洛维背后的历史学家们则因“创造”这一“功臣”而同样功莫大焉。
        关于克洛维的形象演绎问题，我们的“理解”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开拓。但必须明确的是，“理解”并不等同于“认可”，不能因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具有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而就顺水推舟地认定它具有“合理性”，也不能因为某种手段客观上有助于完成某件惊天伟业而就不加分析地认定这种手段具有“正当性”。历史学不是简单的时空演化记录仪，价值导向功能是其得以长存的关键元素之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给古人看的，它的受众是今人与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克洛维的形象被演绎得多么“成功”，也不论这一“完美”的形象对法国王权的发展有多么大贡献，法国王室的做法也不应当被视为正当的举动。另外，中世纪历史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终究也是不光彩的，其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法终究应当为后世历史学工作者所不齿。在评判克洛维形象演绎及其与中世纪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时，如果我们连这一最基本的价值伦理都不能坚持，其结果就只能是纵容人们对历史学进行滥用。如果是这样，历史学就终将在堕落的泥潭中爬行，堕落的历史学也将被稍有良知的人们所唾弃。
        注释：
        ①在较早时期的论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 Beaune, " Saint Clovis: histoire, religion, et sentiment national à la fin du Moyen Age" , 见B. Guenée, ed. , Le Métier d' histoiren au Moyen Age （Paris, 1977）， P139-156; 另外，J. Kryen, Idéal du prince et pouvoir royal en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Paris, 1981）一书中也有专门论述（P228-241）。在最近几年面世的相关论著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当数Michel Rouche, ed. ,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Paris, 1997），此书共分两卷，分别由46篇和57篇论文组成，前者主要探讨克洛维及其时代的各种问题，后者则主要论述克洛维在后世史学及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问题。
        ②在法国，右翼势力通常将克洛维视为法兰西国家的奠基人，而且他们时常会引用戴高乐的观点来为自己助威：“在我看来，法兰西的历史是从克洛维开始的。我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是从拥有法兰克人称谓的基督徒国王的到来之时起计算法兰西历史的。”左翼势力则反对将信仰基督教视为法兰西民族的特征，因而厌恶把基督徒国王克洛维视作法兰西国家的缔造者，他们更倾向于尊崇公元前1世纪率领高卢人反击罗马帝国入侵的高卢贵族青年韦辛杰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约前72-前46年）。1996年，右翼全面当政的法国政府举行大规模的“克洛维受洗1500周年”纪念活动并邀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参加相关仪式，结果引发一场长达几个月的政治风波。详见Diana Geddes, " Papal Trip to Mark ' Baptism' of France" , The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1996年9月8日；另见Susan Terrio, " Crucible of the millennium: The Clovis Affair in Contemporary Franc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 History, 1999年第3期，第438-457页。
        ③在我国学术界，有关克洛维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法兰克]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的《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一书，各种常见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法国通史著作基本都是如此。另外，有一些学术论文涉及到克洛维这个人物，如许序雅的《论基督教在法兰克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载《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魏蕴华的《早期法兰克王国的历史画卷〈法兰克人史〉》，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李隆国：《释“异乡的旅人”--晚年克洛维对王国的处置》，载《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6页；等等。不过，这些论文都没有论及克洛维的形象在中世纪演绎问题。
        ④法国史家勒维兰（L. Levillain）曾言，克洛维接受正统基督教的洗礼是“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一件事”（un événement qui fait époque dans l' histoire du monde）， 见L. Levillain, " La conversion et le baptême de Clovis" ,载Revue d' histoire et de l' église de France, 21（1935）， 第161-192页，引文见第161页。
        ⑤格雷戈里将克洛维的受洗定在496年，但后世有许多学者特别是英、德、美等国的学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有人认为克洛维皈依基督教的时间应是498年或506年，还有人认为应是508年。如果克洛维皈依基督教的时间真的是在506年或508年的话，我们的传统教科书中有关克洛维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就将大有问题了。不过，法国学者却大多维护格雷戈里的说法，在他们那里，格雷戈里的著作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圣经”。西方其他国家的学者对此多有抨击。参见Danuta Shanzer, " Dating the baptism of Clovis: the bishop of Vienne vs the bishop of Tours" , Early Medieval Europe, 1998, 7（1）， P29-57。有意思的是，格雷戈里似乎真的希望后人将他的著作当成不可改动的“圣经”，他在《法兰克人史》的结尾处有言：“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书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坏或被改写”，“请求你一点也别去掉我所写的东西”，“要使我的作品保持完整。”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558-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