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赞发展起来的论证中有一个强大的逻辑，但通过在进化论意义上发展从国际体系转化成国际社会的论证，他消除了布尔曾试图打开的一个空间，布尔试图用这个空间来建立一种检视国际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框架。布尔假定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现实中共存。此外，布尔（Bull, 1977;22）[28]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不把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因素具体化（reify）。布尔（Bull, 1977:55）[28]当时认为，“如果以国际社会是惟一或主导因素来解释事件永远是错误的”。按照同样的脉络，沃森（Watson, 1987:153）[31]得出结论说：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是有用的，“不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简化进这样或那样一个范畴，而是因为通过从这样一种特别的观点进行思考，这样的区分使得复杂的现实被突显出来”。换言之，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一种共同但却复杂现实的不同方面。
    按照英国学派的思路，这种复杂的现实另外还有四个特征，而这些特征易于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略。第一个特征涉及到对帝国的重视。例如沃森非常肯定在古代世界，帝国代表着主导的政治实体。但关键点是帝国并不被视为一种国家的类型，而被视为一种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沃森还提到了“按帝国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社会”（'imperially organized societies of states'）这样的说法。他使用了拉森（Larsen's , 1979:91）[32]关于帝国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的定义，在这种体系的“中心区”，或有“一个城邦国家，或有一个领土国家”。接下来按照沃森的观点，帝国当局并不管理它们主导或影响的整个地区。沃森（1992:38）[19]认为帝国行政控制的“内核”被一个一定程度上地方自治占主导地位的圆圈所环绕，接下来是一个霸权的圆圈，在这个圆圈里，帝国权力控制外部关系，并为帝国结构抽取财政贡赋。沃森进而指出那种“把古代世界帝国涂抹成一个统一颜色的历史地图册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首先，那些帝国没有清楚界定的边界；而且愈是远离帝国的核心，影响就愈加减弱。第二，帝国的活动和权威“是放射性的，而不是领土性的，并且沿着渗透的线路延伸”（Watson, 1992:38）。[19]这种系统化解释（formulation）把我们与新现实主义的主张拉开了长长的距离，这些新现实主义者只关心无政府体系。与此相对比，英国学派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社会需要定位在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上，这个统一体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延伸出来，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构成单位是完全自治的，一直到纯粹的帝国，这种帝国的构成单位是在一种明确界定的等级制中活动的（Watson, 1992）。[19]
    第二个特征延伸了第一个特征，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社会可以包含结构上构建方式极为不同的单位，如城邦国家与帝国互动。这种特征已经在后来的文献中详细讨论过了（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Buzan and Little, 1996），[33][34]而且依据所被关注的国际关系的领域（sector），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着重强调非常不同的单位显露头角。所以在政治领域的语境中，他们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采取的观点是极为不同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导致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构差异将会被消除，在体系内互动的国家可以描述为“相似单位”（'like units'）（Waltz 1979）。[6]
    第三个特征把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进一步分离，这个特征就是英国学派假设国际体系／社会需要被视为开放体系，因为在历史上它们的边界是有“不确定范围”的，可能扩张或收缩。与此相反，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没有外部环境，因为社会／体系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延伸”（Wight 1977:75）。[18]只是当我们进入当代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社会时，才有可能发现封闭体系的证据，因此它才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许多世界历史学家，如汤因比（Toynbee, 1954）[35]和杜黑（Dehio, 1962）[36]等，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型的体系正在形成。他们都预言这一体系将发展起独特的品质来。就短期而言，他们的预测因为冷战的介入而被证明是不对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他们有关体系转换的评估的兴趣可能复活。
    先前诸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开放特性赋予英国学派思路第四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分界没有必要必须重合，所以就可能设想两个国际社会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之内。另外，这个特征又具有把英国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区别开来的效果。归纳起来，可以说英国学派的这些显著特征，为一种比新现实主义更为分异的并且更具有细微差别的世界历史阐释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