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过程中加速法西斯化的。
        1929年7月，田中内阁的对华强硬路线遭到失败，被迫下台。继而上台的是民政党浜口内阁。他的政策还没有眉目，就遭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出现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小企业倒闭，农业破产，同时政界、财界渎职、贪污等腐败现象不断暴露出来。国民的不满和反抗斗争空前高涨。国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高涨和东北张学良的“易帜”，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地位发生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军部一方面利用国民对政府的不满，想要推翻政党政治，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则秘密策划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武装侵略东北的计划是关东军在军部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制定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于1929年2月回到东京，同小矶、东条、冈村等人一起策划之后，于5月1日召开关东军情报会议，研究了侵占东北的“全面的军事行动”。后来石原自己声称：1929年5月1日是“满洲事变开始的纪念日”。在板垣等人支持下，石原把侵占东北的计划进一步具体化。同年7月，他制定了“转变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占领满蒙之计划”。1931年4月又制定了“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15）
        在军部和关东军密谋侵略东北的同时，以桥本为首的“樱会”的一些成员则策划在国内建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权的军事政变。桥本认为，处理外部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象现在这样软弱的以政党者流为基础的政权是无法处理外部问题的，应先改造内部，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外部问题。“所以……我是向着先内后外主义迈进”。（16）桥本等人的“先内后外”主张，在1930年1 月伦敦裁军会议出现“侵犯统帅权问题”后更为强烈了。1931年2月，第59 次议会上代理首相币原对“伦敦条约”问题的“失言”和“国会乱斗”事件，引起军部强烈不满。桥本说：“议会的这种状况使我心中更坚定了消灭议会的信念。”（17）2月底，桥本等人决定联合大川周明的“行地社”等民间法西斯团体，于3月20日发动政变， 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内阁。但是，陆军省的永田、冈村、铃木等人认为时机尚早，不赞同他们的政变计划。同时，原来支持政变的宇垣看到有用合法手段当上内阁首相的可能性，就变了卦。（18）结果，这次“三月事件”以未遂告终。军部对外界封锁了这次事件的消息。过了将近半年，当这个消息在8月传到政界时， 使他们大吃一惊。但策划这次事件的人都未受到处分，这就更加助长了军人法西斯分子的反动气焰。
        在国内策划军事政变的同时，从1931年初起，关东军和军部内主张“先外后内”的人更积极地准备发动对东北的侵略战争。为了制造侵略东北的借口，关东军挑起一系列事件。如：1931年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接着在8月17日公布所谓“中村大尉事件”，并倒打一耙，向张学良提出强硬要求。同时他们在国内大肆进行煽动性宣传。8月，在军事参议官、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参加的师团长会议上，陆相南次郎暗示要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19）接着关东军便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若槻内阁担心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激化，主张采取不扩大的方针。对此，军部中坚幕僚坚决反对，他们跟关东军串通一气，继续扩大事态，很快便占领东北大部。以桥本为首的樱会中的急进派，趁“九·一八事变”之机又策划新的政变阴谋。这个阴谋得到了关东军幕僚们的支持。关东军占领沈阳后，板垣征四郎把从奉天政府手里没收的20万元盐税钱通过河本大作转交给桥本，为其发动新的政变提供活动经费。这是军部幕僚们以侵略东北为契机，“先内后外”和“先外后内”两派互相勾结，加速法西斯化的明证。
        这次政变计划跟“三月事件”一样，主谋是桥本中校、长勇少校等樱会军官，同时大川等民间法西斯势力也积极参加进来了。他们准备在10月21日发动政变，杀掉首相以下的内阁成员，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部法西斯政权。这次“十月事件”由于知情者告密虽未得逞，但比“三月事件”计划更具体，规模更大。对如此严重的事件，军部对外保密，并且对九名主谋者和三名告密者只是以“保护性拘留”的名义逮捕起来。桥本被捕的10月17日傍晚，永田军事课长接到关东军的密电。大意是现在政府阻碍我们完成大业，因此关东军准备脱离日本帝国独立。这个电报原来是桥本和关东军幕僚们，准备在发动政变的那一天由关东军打给各报社，借以引起骚动，为桥本发动政变制造理由。现在板垣得知桥本被捕，就提前发出电报，以此向军部施加压力，救援桥本。11月1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出面劝说桥本欣五郎，停止实施政变计划。天皇也只好说，这次事件“从最初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0）于是在11月3日只是给桥本二十天、长勇等人十天“闭门反省”的处分了事。（21）
        “十月事件”虽然以流产告终，但其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迫使政府放弃了对“满洲事变”的不扩大方针。此后，关东军为所欲为，先后占领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并把战火扩大到上海。1932年3月1日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的初步尝试。通过这两次事件，军部对政权的控制得以进一步加强。尤其政府对这两次事件的纵容态度，使得军部法西斯和民间法西斯势力的暗杀、政变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十月事件”后，接连发生了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政变”、1933年的“神兵队事件”、1934年的“陆军小册子事件”和“11月事件”、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明证事件”和“相泽事件”以及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这一系列事件，特别是“五·一五政变”和“二·二六政变”，造成了如下结果：
        第一，结束了政党政治。“五·一五政变”作为军事政变好象是场儿戏，但现役军官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政变后，海军大将斋藤实组织了包括军部、官僚、贵族院议员、政友民政两党成员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这标志着1924年三派联合内阁以来的政党政治结束。从此迅速向军人法西斯政权过渡。
        第二，军部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思想灌输。1931年陆军省发行的小册子有18种，到1933年猛增到33种。陆军省新闻班于1934年10月发行了题为“提倡国防之本义及加强国防”的小册子。宣扬“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为了国防目的“要统制皇国具有的伟大精神和物质潜力”，要铲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22）小册子虽然使得一些政党和财界受到很大冲击，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也不可能起来抵制。1935年2月，菊池武夫中将在贵族院会议上攻击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宪法学说是违反国体、侵犯天皇统治大权的“天皇机关说”，为实现军部独裁制造舆论。在军部压力下，政府发表了“关于明证国体的声明”，禁止出售美浓部的书，迫使他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务。军部是以“天皇”和“国体”这根大棒来镇压一切进步思想的。
        第三，初步建立了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1936年2月26日， 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几名大臣和教育总监，准备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独裁政权。由于军部上层幕僚的镇压，政变宣告失败。3月5日，在军部的摆布下建立了广田内阁。广田内阁立即恢复了大正民主主义时期取消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从而使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必须服从于军部的意志。广田内阁的成立过程及其实行的内外政策表明，由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已经初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