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最终确立法西斯体制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和法西斯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二·二六政变”后成立的广田内阁的“国策基准”（即根本国策），是“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23）为此，“帝国外交方针”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24）所以“七·七事变”并不象某些日本学者和旧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发事件。它是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妄图通过全面侵华战争来灭亡中国，实现其总体战战略的必然结果。当时任“支那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少将在回忆录中说，“北支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芦沟桥事变也许是可以避免，但第二、第三个同类性质事件，也就是说成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导火线一小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吧！”（25）
        “七·七事变”爆发后，近卫内阁表面上说要采取“不扩大方针”，但实际上一开始就实行全面进攻的方针。7月11日上午，近卫召开的“五相”会议，同意陆军中央部决定的出兵增援的提案，决定先把朝鲜的一个师团和关东军两个旅派赴华北。（26）当天下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一致同意出兵的决定，并得到天皇的批准。接着近卫立即以政府声明的形式发表了派遣军队的“重大决心”（27），同时，亲自接见报刊通讯社、政界、财界的代表人物，要求他们对政府给予“举国一致”的协助。政界、财界一反九一八事变时的慎重态度，“各党、各界代表没有一个例外”地都表示坚决支持和协助，（28）出现了“强硬论比军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29）8月17日，近卫内阁完全撕掉“不扩大方针”的假面具，宣布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并于9月2日把原来的“北支事变”正式改称“支那事变”。（3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法西斯化的措施。首先，从思想意识上控制国民，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近卫内阁于1937年8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9月11日，近卫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上，向全国国民发表了广播演说。9月13日，政府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在“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的口号下，从思想上动员和统制国民。10月，制定“军机保护法”，以保守军事秘密为名，镇压言论自由，实行法西斯恐怖主义统治。
        其次，军部进一步把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加强其军事独裁的地位。近卫对军部不经政府同意接连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不满。他仿效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的先例，建立首相参加的大本营，以此把国务与统帅权统一于政府之手。但陆海军坚持其统帅权独立的方针，于11月20日设立了把首相排除在外的大本营。后来虽然设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但它不可能约束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宜完全由大本营来掌握，政府无法插手。大本营的设置意味着军部完全控制了政府，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军部的附属品。
        再次，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统制。为了充实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庞大兵力、资材和军用品，1937年10月在陆军的要求下，把原来为准备总体战而设置的“资源局”和“企划厅”合併改组成为“企划院”。它的主要任务是“计划生产力的扩充、供求的调节、合理的配给、国际收支的平衡”，以此保证整个国力的扩充和运用。所以企划院是“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关”，（31）是统制战时经济的实行机关。企划院成立后，在军部的要求下首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劳务、物质、设备、物价、出版等极广泛的各个领域都由政府来实行统制，如果违反政府命令，甚至可判十年徒刑。1938年3月3日，众议院国家总动员法委员会召开了“总动员法”的审议会。在军部的强硬态度下，众议员、贵族院一致通过了“总动员法”，于4月1日正式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说明，军部通过政府掌握了可以不经议会广泛动员国家一切力量的独裁权力。这样，帝国宪法中仅有的一点点资产阶级立宪主义遮羞布已经彻底撕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体制已基本上形成。
        随着二次大战的全面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越发感到早日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要性。1940年7月26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把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东亚新秩序”作为国策的基本方针。第二天又召开了从1938年以来中断了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随着国际形势处理时局纲要”。“纲要”决定：“为应付世界形势，改善国内外形势，要迅速促进中日战争的解决，同时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32）
        为了实现这个基本方针，近卫在国内实行了“新体制运动”。他在1940年8 月的新体制准备会上说：为适应世界形势，完成日中事变的同时，要在建设世界新秩序方面起领导作用，必须整备高度国防国家体制。高度国防国家必须以国内新体制作为基础，而这种国内新体制又是以确立万民翼赞的国民组织为基础的。确立这种国民组织的目的，是集结国家和国民的一切力量，使一亿同胞形成一体，实现大政翼赞（辅佐天皇政治的意思一笔者）的臣道。（33）为了实现“大政翼赞”，1940年10月，在全国一切政党及工会、农会、学生、妇女等群众组织自动或被迫解散的基础上，近卫成立了由他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国民按居住地区组织“邻组”、“町内会”、“部落会”，同时又按工作岗位把人们编入各种“报国会”。“大政翼赞会”是1937年以来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一君万民”“万民翼赞”、“上意下达”、“下情上通”等口号下，动员国民的一元化组织。从它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看，它是一个严密控制全国国民的法西斯组织。这就是近卫的所谓“政治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