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向史学转移后唯物史观的兴起
    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到章太炎的新六经皆史观念，以及大约同时刘师培实际上按照西方学术分科来整理先秦学术的另一种新六经皆史取向（注：对此我会另文专论，可参考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收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1-210页；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版。），近世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中本有一条越来越趋向史学而或隐或显的路向，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提出“六经皆史料”的观念虽有突破，其实也是沿此一线在走。（注：新文化人在区分“史”与“史料”方面有继承也有突破。胡适将章学诚的“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解释成“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姚名达认为胡适“于章先生中心见解，不免误释”（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而胡未必是不懂，更可能是有意的，他不过借章之语而转用之。新文化人必须区分“史”和“史料”的思路或可从毛子水下面一段话中去理解：“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后来国学的走向史学，大致可以看作这一路向由隐到显的发展。
    同时，国学也面临着“中学”当年已遇到的能否“经世”的问题，正是经世的需要让传统中国学问中与之最接近的史学取代经学而一度成为中国学术实际的中心。（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张君劢在19世纪末年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张生于1886年，自称13岁考入此学堂），那时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实这里的“英文”和“国文”更多是中学与西学的区分：“四天读英文的时间，并不完全只读英文，而是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都属于英文”；而“三天读国文，就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功课。”（注：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 第7页。）广方言馆本是侧重西学的，故中西学中以西学为重自属当然。 有意思的是“中学”实际已基本读史（三通是“古代史”，掌故是“国朝”的现当代史）。“国文”既然早已出现史学化的倾向，后来“国学”走向史学便是顺理成章的发展。（注：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文学”的考据化，详另文。）
    宫崎市定提出，民国“历史学与国学”的“分离独立”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刘龙心经过远更仔细的研究将其确定在北伐后国民党执政的初期，她认为“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的颁布以及北大史学系推动第3 次课程改革”等事件“代表了一个学术分科时代的来临。自此国学不但逐渐为现代学科体系所分化，史学也因此而与国学正式分道扬镳”。（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宫崎市定语也引在此文中。）这样的观察自有所见，惟机构的兴废虽极具象征性，然各国学机构的建立并不在史学机构之前而反在其后，尤其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正成立于1928年，岂非提示着相反的方向？如果从学人的自视及其实际治学的对象和方法看，许多在国学机构供职的学者未必自认是在研治“国学”，而撰写论著标明国学者却多在非国学机构从业；清华国学院停办后原有的学人似未出现治学取向的明显转变，而燕大国学研究所之所为却与清华、北大两国学机构所治有明显的差异。（注：关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参见陶飞亚、吴梓明《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第59-100页。）
    更重要的是，“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在具体治学层面，或者经学对史学的控制性影响要实际得多，所以史学要言“独立”，恐怕更多还是针对经学而言。陈寅恪论民初新史学时，即特别强调其“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的特色。（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342-375页。）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太长，且始终具有“模糊不清”的特征，则其与早就长期存在的史学（虽然未必是所谓“现代学科体系”意义上的史学）的互动关系恐怕还要微妙复杂得多。
    总体地看，若说短暂风靡一世的国学在北伐后走向衰落大致是成立的。相比起来，史学虽然也不能对“富强”有多少直接的贡献，但在学科认同上毕竟比国学要超越得多（这在中西新旧对立的时代里有特别的作用）。本来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在具体内容或研究题目方面已逐渐向史学转移，国学的学术认同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趋势。而1926年《古史辨》出版并风行更将许多学人的实际注意力由“国故”向“古史”转移，也是导致史学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整理国故的风行与考据的“科学化”有直接的关系，国学的衰落也影响到作为其基础方法的“考据”，使其逐渐陷入困境。结果，考据究竟是否科学？若考据未必科学则什么是科学或要怎样研究才科学便成为新的问题。很可能与这一新语境相关，张东荪在1934年重提此议，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吗？》一文，仍在反对“许多人都说清儒所用的考据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本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其内容，而在其方法。凡是用科学方法的都是科学，因此丁文江先生称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是科学。果尔则清朝学者的音韵研究辨伪研究当然是科学了。”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太笼统，太容易使人误会”。因为科学“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历史科学”。而二者的“方法确有不同”， 即“一个是用考证，一个是用证明，二者的区别却甚大”。 故“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的方法，而不能够笼统称之为科学方法，因为有使人误会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嫌疑”（注：张东荪：《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么？》，1934年2月12日《益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