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既然自知在材料和方法上都已有所不足，缩短阵线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它其实意味着自己承认在相当程度上从学术一线退出。整理国故的逐渐让位于史学固因此，古史辨派即将走向衰落的造因也已隐伏于此了。对于曾居主流的顾颉刚来说，身历北伐后唯物史观的“风靡一世”，感觉一定非常强烈。但由于自知在“社会分析”方面的不足，他对唯物史观的正面挑战只能持一种防守的态度。针对“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一点，他首先表示“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只是“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如果要“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顾将此视为史学领域内的“分工”，接着便说出前引关于“下学”与“上达”的一段话，态度相当谦退。（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古史辨》第4册，第22页。）
    但唯物史观派（比陈独秀更年轻的一代）对胡适等人却不那么包容，如果说李季、彭述之等在思想言说领域对实验主义的攻击已近于“谩骂”（注：伍启元语，参见其《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74-75页。），郭沫若在学术圈内对整理国故的正面挑战也相当不留余地。他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斥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在被认为是唯物史观代表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他们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注：本段与下段均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郭氏与顾颉刚相类，也同意“‘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但他基本不承认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反认为罗振玉和王国维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罗振玉的功劳主要是以“崭新的方法”搜集甄别史料，而王国维的著作所包含的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方法”是胡适毕生最引为得意者，似乎还未必有罗振玉那样“崭新”，而其“科学”竟然也不如王国维！这样的整理国故，还能有多少学术地位呢？郭沫若更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而胡适研究古代哲学史的缺点正在于“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
    前引顾颉刚的观察已说唯物史观的长处在于“社会分析”，这在当时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里仅取一例：郭沫若在书中说，商代既是畜牧盛行的时代，“那吗商代的社会必然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只要是对于新兴科学稍稍受过训练的人，立刻便可以得到这个暗示”。（注：这是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141 页中所引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当为该书的初版，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所收的修订版这一段话改为“商代都还只是畜牧盛行的时代，那末商代的社会应该还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第19页）。关于“新兴科学”的那一句已不在。）这一叙述特别传神，只要稍受训练，立刻便可以得到暗示，也立刻与未受此训练者有了区别；不仅立竿见影，而且高下立判。这里“新兴科学”的威力和效果真是神奇得很，未曾掌握这一“新兴科学”的胡适等人当然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